简介：医务人员出售或者非法提供患者医疗信息给他人，如果不存在正当化理由，会因违反守密义务而被处以刑罚。正当化理由包括患者的医疗信息丧失要保护性以及医务人员为了保护更为优越的利益。遗传信息具有特殊性质，针对这类案件需要结合个案予以慎重考量。今后有必要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同时考虑制定关于保护和利用医疗信息的特别法，其中针对遗传信息需要给予更为特别的保护。

简介：在监管改革和自由贸易区体制创新背景下，外汇犯罪违法性和惩治必要性仍然存在。应区分单位犯罪和单位形式的犯罪，对具有单位形式的逃汇犯罪予以刑事追责。对虚构贸易背景骗购外汇行为应适用兜底条款认定骗购外汇犯罪，骗购外汇后未出境的行为成立骗购外汇罪既遂。以转口贸易为名义从境外收取的外汇属于逃汇罪规制范畴，将资金非法转移至境外后又收汇入境的行为不影响逃汇罪既遂的认定。非法经营外汇买卖的“经营”行为需要进一步厘清，超越特定经营许可范围的外汇买卖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应区分适用吸收犯和牵连犯的罪数理论，判断外汇犯罪的一罪与数罪。建议完善外汇犯罪的刑罚配置，明确量刑标准，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

简介：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着力法律忠诚意识的培养，强调规范有效性的确证，申彰秩序信赖的稳定预期，致力社会同一性的维系，力图通过刑法规范的明文宣示和刑罚适用的惩罚教育，导引守法善行，贬抑违规恶径，实现规范认同。然而，积极一般预防以刑罚的强制惩戒作为教育公众遵循刑法，学习守法善行的手段，又不可能彻底撇离威慑，陷入威慑与认同的正当性纷扰之中；积极一般预防以法忠诚意识的训练为内容，而未能触及规范本身的善恶性质甄别，陷入忠诚恶法的正当性危机；积极一般预防凸显刑罚惩戒对公众规范意识的唤醒，抨击威慑刑对人的工具利用，无从实质改变积极一般预防将人作为预防公众犯罪的工具性效用，陷入工具正当性的困境之中。因此，刑法的知识转型需要对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保持应有的警醒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