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制瓣的LASIK（FS-LASIK）、波前像差引导的LASIK（WF-LASIK）和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矫正近视散光后的视觉质量及高阶像差。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本研究纳入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来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手术的108例（212只眼）单纯近视或复性近视散光患者进行研究，其中男性34例（66只眼），女性74例（146只眼）；年龄27（24，32）岁。按术式将患者分为3个组，其中FS-LASIK组37例（71只眼），WF-LASIK组35例（69只眼），SMILE组36例（72只眼）。术前及术后12个月记录患者的屈光度、角膜参数、高阶像差值以及对比敏感度值，并进行秩和检验比较不同时间的差异。结果术后12个月时，FS-LASIK组、WF-LASIK组和SMILE组分别有69（97.18%）、67（97.10%）和69只眼（95.83%）裸眼视力≥1.0，3个组分别有59（83.10%）、60（86.96%）和61只眼（84.72%）术后裸眼视力好于术前最佳矫正视力。WF-LASIK组角膜表面规则指数（SRI）从0.11（0.07，0.28）降低为0.07（0.06，0.20）（Z=-2.662，P=0.008），低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3.236，-3.118；P=0.001，0.000），角膜表面不对称指数（SAI）从0.34（0.25，0.43）增加为0.38（0.30，0.52）（Z=-2.140，P=0.032），均低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2.910，-3.779；P=0.004，0.000）。FS-LASIK组总高阶像差均方根值从0.32（0.27，0.41）增加为0.53（0.40，0.65）（Z=-6.228，P=0.000），高于WF-LASIK组和SMILE组（Z=-3.595，-4.086；P=0.000，0.000），WF-LASIK组彗差从0.16（0.11，0.24）增加为0.26（0.15，0.37）（Z=-3.816，P=0.000），低于FS-LASIK组（Z=-3.528，P=0.000），FS-LASIK组和WF-LASIK组分别球差从0.10（0.05，0.21）和0.08（0.04，0.12）增加到0.24（0.13，0.34）和0.15（0.09，0.26）（Z=-5.141，-4.864；P=0.000，0.000），高于SMILE组（Z=-2.549，-4.682；P=0.011，0.000）。术后12个月时，WF-LASIK组在12.0周/度空间频率下暗环境对比敏感度从1.34（1.18，1.48）增加为1.48（1.34，1.63）（Z=-2.985，P=0.003），高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3.194，-2.977；P=0.001，0.003），有眩光对比敏感度在12.0周/度空间频率下从1.26（1.18，1.34）增加为1.34（1.34，1.63）（Z=-3.608，P=0.000），高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4.033，-2.913；P=0.000，0.004）。结论FS-LASIK、WF-LASIK及SMILE术后12个月均可获得理想的视力，其中WF-LASIK术后角膜对称性最好，高阶像差增加最少，视觉质量最好。（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8-125）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和角膜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WF-LASIK)矫正中高度近视早期的效果和光学质量。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中高度近视41例(41只眼)的临床资料，结合其眼科检查及个人需求分为SMILE组21例(21只眼)和WF-LASIK组20例(20只眼)。光学质量检测采用双通道客观视觉质量分析系统(OQAS分析仪)，泪膜稳定性检测采用眼表综合分析仪(Oculus分析仪)。对两组患者术前、术后1个月斯特列尔比值(SR)、调制传递函数截止频率(MTF cut off)、客观散射指数(OSI)、客观模拟对比度视力(predicted VA 100%)、首次泪膜破裂时间(fBUT)和平均泪膜破裂时间(avBUT)进行分析和比较。结果SMILE和WF-LASIK两组术后SR和MTF cut off均降低，组间S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6，P＝0.421)；MTF cut of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6，P＝0.720)；OSI呈增加趋势，组间OS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1，P＝0.006)，术后两组OSI均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SMILE组的OSI低于WF-LASIK组(SMILE组：t＝-3.09，P＝0.006；WF-LASIK组：t＝-2.88，P＝0.009)。术后两组fBUT显著降低(SMILE组：t＝5.69，P<0.001；WF-LASIK组：t＝3.67，P＝0.002)；术后两组avBUT显著降低(SMILE组：t＝4.88，P<0.001；WF-LASIK组：t＝3.12，P＝0.005)，SMILE和WF-LASIK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pearman相关性分析提示术前屈光状态等效球镜度与OSI存在显著负相关(r＝-0.38，P＝0.013)，SR和MTF cut off存在显著正相关(r＝0.69，P<0.001)。结论SMILE和WF-LASIK术后OSI增加和泪膜稳定性降低是导致术后光学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OQAS和Oculus分析仪的组合可作为评估屈光手术后光学质量有效的补充测量。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不孕不育症患者血中的核因子κB（NF-κB）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含量及生殖道（宫颈分泌物、精浆）解脲支原体（UU）的含量，分析其在不孕不育症诊断中的意义。方法选择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不孕不育夫妻30对为观察对象，作为观察组。另选择同时间段，在过去两年内有生育史的健康夫妻30对，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中 NF-κB、TNF-α含量，采用脲酶比色法检测生殖道分泌物UU。结果观察组UU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不孕不育症患者UU感染者血中NF-κB［（16.72±1.23）mg/L］、TNF-α［（12.00±0.98）ng/mL］水平高于UU阴性者［（11.84±0.48）mg/L、（8.03±0.56）ng/mL）］ （t=-44.347、-36.461，均P<0.01）；观察组NF-κB［（15.82±2.21）mg/L］、TNF-α［（11.27±1.8）ng/mL）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3.90±0.71）mg/L、（1.75±0.21）ng/mL］ （t=40.511、37.474，均P<0.01）；且NF-κB水平与TNF-α水平呈正相关（R2 = 0.9547，P<0.05）。结论UU感染可导致患者体内细胞因子NF-κB、TNF-α表达异常，细胞因子平衡失调，降低生殖能力，从而引起不孕不育症。

简介：无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肝病进展过程中缺氧诱导因子（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血管生成素-2 (Ang-2)的表达及HIF-1α调控肝细胞癌（HCC）血管生成因子表达的分子机制。方法收集住院肝癌、肝硬化、慢性肝炎患者血清标本，以健康人群为对照；以鼠肝癌发生模型检测肝细胞癌变过程中HIF-1α、VEGF和Ang-2动态表达情况；以酶联免疫吸附法定量分析肝病患者及鼠血清HIF-1α、VEGF和Ang-2水平。构建HIF-1α特异miRNA表达质粒转染人肝癌HepG2细胞，干预HIF-1α mRNA转录，分析其对人肝癌细胞生物学行为、VEGF和Ang-2表达以及对上皮间充质转换(EMT)的影响。多组样本均数间比较用方差分析，q检验行两两比较；以χ2检验比较样本率。结果慢性肝病患者血清HIF-1α、VEGF和Ang-2表达情况，肝癌组分别为(145.6±32.6) μg/L、(458.9±125.3) μg/L和(42.9±5.1）μg/L，均显著高于（P < 0.001）肝硬化组的(79.5±28.4）μg/L、（206.8±56.8）μg/L和（26.2±6.1）μg/L及慢性肝炎组的（60.1±18.8）μg/L、(178.1±85.4) μg/L和（21.8±6.9）μg/L，且HIF-1α和VEGF (r = 0.937，P < 0.001)、HIF-1α和Ang-2 （r = 0.933，P < 0.001)及VEGF和Ang-2 (r = 0.910，P < 0.001)呈显著正相关。鼠肝细胞癌变模型证实，从正常肝细胞、肝细胞变性、癌前病变至癌变的恶性转化过程中，HIF-1α、VEGF和Ang-2呈进行性增高表达。以HIF-1α miRNA干预质粒转化HepG2细胞，在72 h与空白组比较：HIF-1αmRNA、HIF-1α、VEGF和Ang-2分别下降88.1%、59.8%、54.0%和36.0%；EMT相关蛋白Snail（0.26±0.02与0.67±0.09，q = 6.75, P < 0.003）、波形蛋白（0.27±0.08与0.73±0.04，q = 10.35, P < 0.001）和Twist（0.24±0.07与0.73±0.02，q = 12.08, P < 0.001）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但E-钙黏素（0.76±0.08与0.27±0.09，q = 7.05, P < 0.002）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结论HIF-1α介导和调控肝癌相关血管生成因子VEGF和Ang-2的表达，干预HIF-1α转录可显著影响肝癌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和EMT转化。

简介：摘要体像不满可能会导致进食障碍，这种关系受自我客体化、以瘦为美观念的内化、外表比较和情绪调节障碍这几个风险因子的调节。本文还从正面的视角，总结了可能阻断或减缓体像不满的个体发展成进食障碍的保护因子。身体欣赏是一个直接保护因子。高自尊、高媒体素养、女权主义信念、以健康为动机的锻炼和自我容受则主要通过调节风险因子而起到保护作用。对这些风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展开研究为该疾病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和支撑，有益于健康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丙肝肝硬化患者单核细胞促炎因子与抑炎因子的表达。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因丙肝肝硬化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内科的35例患者为丙肝组，健康体检者18例为对照组。常规检测两组患者生化、血脂、血常规等基线资料，提取外周血单核细胞予以培养并提取DNA，测定TNF-α、IL1-β、IL-12-β、IL-10、TGF-β和IL-4 mRNA转录水平及病例组血清HCV-RNA载量。结果丙肝组中ALT、AST和TG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丙肝组中ALB、WBC和PLT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TNF-α、IL1-β、IL-12β和IL-4水平无统计学意义(P>0.05)，IL-10和TGF-β的表达有统计学意义(P<0.05)。HCV-RNA载量与TNF-α、IL-12β呈正相关(r＝0.452，0.442；P<0.05)，与IL-10和TGF-β呈负相关(r＝－0.431，－0.437，P<0.05)。丙肝组TNF-α与IL1-β、IL-12-β表达呈正相关(r＝0.531，0.766，0.448，P<0.05)，TNF-α与IL-10、TGF-β呈负相关(r＝－0.732，－0.749，P<0.05)；IL1-β与IL-10、TGF-β呈负相关(r＝－0.438，－0.448，P<0.05)；IL-12-β与IL-10、TGF-β呈负相关(r＝－0.996，－0.999，P<0.05)。IL-10和TGF-β的表达呈正相关(r＝0.999，P<0.05)。结论丙肝肝硬化患者单核细胞高表达IL-10和TGF-β。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乳脂球表皮生长因子8(MFG-E8)抑制大鼠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及对Toll样因子受体4(TLR4)/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健康雄性SD大鼠90只，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MFG-E8组，每组30只，Reyers法制备大鼠DVT模型，MFG-E8组大鼠每日给予rhMFG-E8 20 μg/kg尾静脉注射，连续7 d，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大鼠采取尾静脉注射等量生理盐水。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下腔静脉血栓形成及内容物组织病理学变化；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TLR4/NF-κB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细胞TLR4、NB-κBp65(p65)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IL-4、IL-10表达水平。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模型组可见腔静脉内广泛血栓形成，且随时间延长逐渐增高，第3天达到高峰，血栓湿重[(23.6±2.42) mg]，干重[(4.32±0.39) mg]，而MFG-E8组腔静脉内血栓明显减少，第3天血栓湿重[(14.37±1.85) mg]，干重[(3.02±0.27) mg]，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582、8.667，P<0.05)；模型组TLR4表达术后第3天达高峰(1.39±0.15)，MFG-E8组TLR4表达显著低于模型组(0.51±0.03，t＝18.192，P<0.05)；模型组NF-κBp65表达术后第3天达高峰(1.25±0.13)，MFG-E8组NF-κB p65表达显著低于模型组(0.57±0.04，t＝15.810，P<0.05)；模型组TNF-α表达术后第3天达高峰[(358.1±12.36) pg/ml]，MFG-E8组TNF-α表达显著低于模型组[(205.12±7.33) pg/ml，t＝33.665，P<0.05]；模型组IL-1β表达术后第3天为(52.73±5.33) pg/ml，MFG-E8组IL-1β表达显著低于模型组[(30.14±2.97) pg/ml，t＝11.708，P<0.05]；模型组IL-4表达术后第3天达低峰[(28.11±4.34) pg/ml]，MFG-E8组IL-4表达显著高于模型组[(48.23±4.90) pg/ml，t＝9.720，P<0.05]；模型组IL-10表达术后第3天达低峰[(13.82±2.53) pg/ml]，MFG-E8组IL-10表达显著高于模型组[(30.87±3.42) pg/ml，t＝12.674，P<0.05]。结论MFG-E8可能通过下调TLR4/NF-κB信号通路，降低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1β水平，提高抑炎细胞因子IL-10、IL-4水平来抑制大鼠深静脉血栓形成。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间充质干细胞（MSC）旁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的可能机制。方法①体外培养C57BL/6小鼠间充质干细胞（mMSC），并构建慢病毒质粒稳转的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7（CXCR7）的mMSC，同时设置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对照组。待细胞传代培养20代后，采用荧光显微镜和流式细胞仪鉴定转染效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mMSC中CXCR7 mRNA表达水平。②另取传至4～6代的mMSC，分为MSC对照组〔MSC-blank组，野生型mMSC加入100 μg/L脂多糖（LPS）〕、高表达CXCR7组（MSC-OE-CXCR7组，慢病毒质粒稳转高表达CXCR7 mMSC加入100 μg/L的LPS）、高表达CXCR7对照组（MSC-OENC-CXCR7组，慢病毒空载体质粒稳转mMSC加入100 μg/L的LPS）、CXCR4抑制剂组（MSC-IE-CXCR4组，mMSC经0.1 mg/L CXCR4抑制剂TC14012预处理24 h后加入100 μg/L的LPS）和CXCR4抑制剂对照组（MSC-IENC-CXCR4组，mMSC加入与TC14012等量的DMEM培养液预处理24 h后再加入100 μg/L的LPS）。经LPS处理6 h后收集各组细胞，采用RT-PCR法检测分化抑制因子-1（ID-1）的mRNA表达；收集细胞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HGF水平。结果①经荧光显微镜及流式细胞仪检测鉴定慢病毒质粒介导的高表达CXCR7的mMSC构建成功。与空白对照组比较，高表达CXCR7慢病毒载体组mMSC中CXCR7 mRNA表达水平明显升高（2-ΔΔCt：5.81±0.97比1.02±0.12，P<0.05）；而空载体对照组mMSC中CXCR7 mRNA表达水平与空白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ΔΔCt：0.95±0.22比1.02±0.12，P>0.05）。②与MSC-blank组相比，MSC-OE-CXCR7组高表达CXCR7或者MSC-IE-CXCR4组抑制CXCR4均可引起mMSC中ID-1 mRNA高表达（2-ΔΔCt：5.56±0.66、2.47±0.58比1.00±0.10，均P<0.05），同时可增加HGF外分泌水平（ng/L：632.02±149.98、217.21±40.53比108.53±24.62，均P<0.05）；但MSC-OENC-CXCR7组和MSC-IENC-CXCR4组mMSC中ID-1 mRNA表达水平和HGF外分泌水平与MSC-blank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ID-1 mRNA（2-ΔΔCt）：1.01±0.27、1.21±0.32比1.00±0.10，HGF（ng/L）：133.56±25.19、107.11±25.30比108.53±24.62，均P>0.05。结论诱导MSC中CXCR7高表达或者抑制CXCR4表达均可增加MSC中ID-1表达，并促进HGF分泌，从而促进肺微血管内皮修复。

简介：摘要慢性肾脏病(CKD)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公众健康问题，肾性贫血是CKD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对肾性贫血的一般治疗手段多为外源性补铁和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而近年研究发现缺氧诱导因子(HIF)稳定剂能够纠正肾性贫血，为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HIF是一种检测和适应细胞氧水平的调节器，转录激活调节氧稳态与代谢的基因。本质是一种低氧诱导、DNA结合蛋白二聚体。另外有实验发现HIF稳定剂对急性肾损伤有治疗效果。HIF与肾脏疾病的关系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项热点，本文主要介绍HIF在肾脏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及HIF稳定剂的研究进展。

简介：摘要补体B因子(complement factor B，CFB)是补体替代途径中的一个重要因子，主要由肝细胞和巨噬细胞合成，是参与补体活化的重要成分。CFB参与机体防御，在细胞损伤及炎症过程中均起重要作用。目前研究发现CFB与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心血管疾病、肿瘤等疾病相关。文章对CFB与以上疾病的关系及CFB抑制剂的发展作一综述。

简介：摘要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家族、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macrophag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等炎症因子所介导的生理性炎症反应参与卵泡发育、成熟及排卵过程，炎症因子异常表达引发病理性炎症反应，可导致排卵障碍及不孕，主要见于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肥胖、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疾病。本文围绕炎症因子对卵泡发育的生理作用以及在不同疾病中影响卵子发育的可能机制进行阐述，以期为排卵障碍性不孕的诊疗提供帮助。

简介：摘要神经胶质细胞分化调节因子样因子(Metrnl) 是一种主要在白色脂肪组织中表达的分泌蛋白，已被确定为一种新的脂肪因子。研究表明，Metrnl与心脏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可能是一种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并成为相关疾病潜在的治疗靶点。本文就Metrnl与心脏代谢性疾病的可能的相关机制及其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简介：摘要蛋白质构象变化或基因表达量异常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作用蛋白(TRAIP/TRIP/RNF206)作为E3泛素连接酶，其结构改变及泛素酶活性变化与疾病息息相关，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尤其是在DNA复制与损伤修复研究领域。TRAIP的异常表达已在多种疾病中被报道，比如肿瘤、先天性发育异常等。TRAIP通过影响基因组的稳定性、细胞周期进程或与其他蛋白的相互作用等致病机制促进疾病的发生发展。近年，有关TRAIP的生物学功能研究进展迅速，提示其重要的生物学意义。本文拟对近年来TRAIP的生物学功能研究进展作出综述和展望。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SFTS)患者血清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的关联。方法收集济南市2014—2017年47例SFTS患者血清，其中11例死亡患者血清为死亡组，36例幸存患者血清为幸存组，同时选取10例健康组血清作为对照组。利用Luminex液相芯片检测分析外周血清40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表达水平。结果SFTS死亡组患者血清中27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死亡组患者33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表达水平较幸存组明显升高(P<0.05)；幸存组患者血清中12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与急性期相比，恢复期患者10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的表达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升高(P<0.05)；5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在恢复期的表达水平低于急性期(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curve)分析发现，22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有统计学意义，可做为预测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结论SFTS患者血清中多种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表达水平在病情发展过程中发生显著变化。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4(PDCD4)对肝癌细胞核因子(NF)-κB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收集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期间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的78例肝癌患者的外周血，分离血清和有核细胞。使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78例患者的肝癌组织及正常癌旁组织的PDCD4蛋白表达，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肝组织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NF-κB水平。PDCD4蛋白表达采用χ2检验，细胞存活率、克隆形成率、凋亡率、肝组织内TNF-α和NF-κB水平比较采用t检验，对PDCD4蛋白表达与TNF-α和NF-κB水平的相关性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PDCD4蛋白表达在肝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46.15%，但在同一患者的癌旁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100.00%，癌旁组织高于肝癌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783，P<0.05)。肝癌细胞中转染PDCD4过表达载体的细胞存活率为(61.27±4.18)%、克隆成形率为(66.42±8.94)%，均低于对照组，且PDCD4组的细胞凋亡率为(28.66±4.20)%，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815，t2＝1.676，t3＝2.626，P<0.05)。肝癌组肝组织的TNF-α为(204.18±32.17) ng/g，NF-κB水平为(93.19±26.56) ng/g，均高于癌旁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095，t2＝5.461，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肝癌患者的肝组织PDCD4蛋白表达与TNF-α和NF-κB水平均呈负相关(r1＝0.531，r2＝0.791，P<0.05)。结论PDCD4能够干预肝癌细胞NF-κB信号通路的活化，抑制生长，促进凋亡。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本维莫德对人角质形成细胞增殖、炎症细胞因子分泌、皮肤屏障蛋白合成以及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蛋白1（STAT1）磷酸化的影响。方法体外培养HaCaT细胞，采用0.1 ~ 1 000 μmol/L本维莫德处理24 h，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部分HaCaT细胞分为6组，对照组仅加入DMEM培养基，刺激剂组加入10 μg/L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干扰素γ（IFN-γ），本维莫德组加入10 μg/L TNF-α和IFN-γ以及终浓度为1 ~ 10或1 ~ 100 μmol/L本维莫德，AhR拮抗剂组加入10 μg/L TNF-α和IFN-γ、10或100 μmol/L本维莫德以及10 nmol/L StemRegenin1（SR1），处理24 h后，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IL）-4、IL-10、IL-22和胸腺活化调节趋化因子（TARC）的水平，RT-PCR检测HaCaT细胞芳香烃受体（AhR）、细胞色素P450 1A（CYP1A1）、聚丝蛋白、内披蛋白、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和TARC mRNA的表达水平，Western印迹法检测聚丝蛋白、内披蛋白、TSLP和STAT1及磷酸化STAT1（p-STAT1）的蛋白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检测本维莫德对HaCaT细胞中AhR核转位的影响。计量资料采用非配对Student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Spearman检验分析各指标间的关系。结果0.1、1、10、100、1 000 μmol/L本维莫德干预HaCaT细胞24 h后，细胞存活率分别为（90.2 ± 2.4）%、（85.4 ± 11.9）%、（52.8 ± 14.0）%、（39.4 ± 7.9）%、（27.5 ± 3.4）%，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162.5，P < 0.001），50%抑制浓度为48.54 μmol/L。与刺激剂组相比，10和100 μmol/L本维莫德组HaCaT细胞分泌的IL-10水平上升（F = 16.110，P < 0.001），但100 μmol/L组IL-22（F = 6.884，P < 0.001）和10、100 μmol/L组TARC水平（F = 7.052，P < 0.001）显著下降。与刺激剂组相比，1和10 μmol/L本维莫德组CYP1A1 mRNA表达（P = 0.004）和10 μmol/L本维莫德组FLG mRNA表达（P = 0.040）水平显著增高，而10 μmol/L组TARC mRNA和10 μmol/L组TSLP mRNA表达显著降低（均P < 0.01），而刺激剂组和本维莫德组间AhR mRNA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193）。与刺激剂组相比，10 μmol/L本维莫德组聚丝蛋白（P = 0.020）和1、10 μmol/L本维莫德组内披蛋白表达水平（P < 0.001）显著上升，而10 μmol/L TSLP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降（P < 0.001），1和10 μmol/L本维莫德组p-STAT1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降（P < 0.001）。与100 μmol/L本维莫德组相比，AhR拮抗剂组IL-10分泌水平显著下降（t = 4.794，P = 0.003），TSLP mRNA的表达显著上升（t = 3.769，P = 0.005）；与10 μmol/L本维莫德组相比，AhR拮抗剂组IVL蛋白表达显著下降（t = 5.117，P = 0.002），TSLP蛋白表达显著上升（t = 3.117，P = 0.043），p-STAT1蛋白表达无明显变化（t = 1.400，P = 0.719）。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对照组和1 μmol/L本维莫德组中AhR绿色荧光主要表达于HaCaT细胞胞质中，细胞核中基本无荧光表达；而在10 μmol/L和20 μmol/L本维莫德组HaCaT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均可见高密度绿色荧光。结论本维莫德可通过活化AhR信号通路抑制HaCaT细胞增殖，调节炎症因子分泌，上调皮肤屏障相关因子的产生和抑制STAT1磷酸化。

简介：无

简介：摘要胰岛β细胞功能进行性衰竭是2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β细胞功能和数量逐渐下降，胰岛素进行性分泌不足，血糖控制难度增加。因此，研究β细胞的发育、功能维持及数量调节对未来防治糖尿病有积极意义。该文对胰岛β细胞的分化、功能调控及凋亡再生等方面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