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大陆及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专业化模式。长期以来,关于亚洲出口增长的源泉一直存在争论。其中,一支文献强调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它们认为这类改革使亚洲国家在制造业中的潜在比较优势得以显现;另一支文献则将亚洲的成功归因于政府干预。首先,本文将中国大陆比较优势的演化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对比;随后,分析了东亚、东南亚国家行业比较优势和资本积累的短期关系。本文发现,国家层面的资本积累和特定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存在很强的关联,两者的关系近似于"倒U形"。中国大陆趋向于在一个比其他经济体的人均资本都低的水平上达到比较优势的顶峰。最后,笔者讨论了本文的发现对于解释有关"亚洲制造业出口,
简介:中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明显低于国际可比水平,本文尝试从FDI行业分布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中国服务业部门的对外开放一直受到较多限制,由此导致制造业FDI比重偏高,而服务业FDI比重较低。我们使用2002-2014年各省数据对FDI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增加抑制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FDI对服务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其作用机制源自外资企业大量进行出口加工贸易,使得其本地产业关联作用较弱。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并且为促进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未来应当通过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创造竞争性的体制环境,来推动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简介:绿色发展理念下,对我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定量测度与评价需考虑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和对外贸易与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以2002-2012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BCC框架下的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中国2002-2012年区域生态效率,并使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中国2002-2012年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进一步以面板非线性Tobit模型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地理分布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在时间变化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通过Malmquist指数分解发现生态效率改善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在不断减弱;对外贸易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的增长,而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效率有影响但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不够严格使生态效率改进达到拐点.对外贸易和环境规制对各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一致,对东部和中部区域的影响较西部区域更为显著.因此,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来倒逼企业提高生产率,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形成,将有助于区域生态效率提升,推进经济绿色发展.
简介: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基准样本,然而,其中企业上报的资本存量并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资本存量。通过区分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原值两类不同的名义资本,改进企业名义资本增长率估算方法以及纳入历次工业企业普查信息,将企业名义资本存量向真实资本存量方向调整。估计与分析表明:(1)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对企业实际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更为合理。(2)企业实际资本存量与名义资本存量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这种偏离与企业年龄有密切关系,企业成立时间越早,名义资本对实际资本存量的偏离程度越高。研究不仅对于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生产率、国际贸易、资源配置等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而且有助于指出生产率、国际贸易、资本深化、产能过剩以及资本回报率等研究方面的隐含问题。
简介:在考虑声誉资本的基础上,依据研发投入结构将企业分为研究型与试验型企业,采用数理模型对如何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失衡问题进行探究。分析发现,试验型企业质量提升会促使其进行基础、应用研究,而研究型企业质量提升对其研究投入形成抑制。我国公共服务不完善、贫富不均与消费观扭曲的状况愈发严重,进而形成了创新绩效上的“马太效应”。此外,声誉效应会加大企业从事研发的动力。因此,调整企业研发投入结构时,政府一方面可以完善声誉甄别机制,引导企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创新初期适当参与基础、应用研究,同时应加强现有专利保护制度,健全质量甄别机制,引导消费观念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诱使企业踏上研究型道路。
简介: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成长动态的影响作用。在量化测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方面,为了避免传统测量方法的局限,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2005年至2013年共计1968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进行了测量。随后,借助测量结果考察具有时变属性的融资约束指标对企业成长动态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对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这类获利能力强、极具市场活力的企业群体而言,它们依然面临着突出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且,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影响着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成长动态,这为针对Gibrat定律验证提供了基于中国企业视角的经验证据。最后,给出了具有内在政策含意的相关建议和启示。
简介:家庭消费会直接影响生育选择,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提高,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有计划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和统一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和保障妇女劳动参与等措施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