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假设是以同质性为前提的,凡不符合同质性假定的现象,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就无法体现。但经济学理论终究是要以对现实的解释力来论是非。当同质化的工业经济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日益让位于向复杂性转型升级的经济时,网络经济学的提出旨在为转型升级的经济从根本上提出新的范式。传统经济学是假定品种不变(同质假定),研究数量与价格构成的均衡与最优;网络经济学是假定数量不变(异质假定),研究品种与价格构成的均衡与最优。网络经济学的均衡问题在于把第三维均衡(内生品种的均衡),深化到第四维均衡(内生图的均衡)。第四维的对象——图——代表的是具体的质。量化方法仍然要利用数学进行抽象,图是对具体的质的数学抽象。本文从网络经济的结构分析中得出资源配置结论:分享本身与网络是同一个概念,分享即网络,网络即分享。网络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工程师在楼道里布线以提速降价的具体计算问题,而是讨论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如何因合理而最终变为现实的规律。
简介:[目的/意义]明确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合作绩效的关系和影响程度,提升研究结论普适性,找寻到单个实证研究难以探讨和检验的实证研究情境因素和测量因素的调节效应。[方法/过程]文章基于55个有效独立实证研究样本进行了元分析。[结果/结论]分析结果表明: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中等程度的促进效应;不仅如此,二者间关系亦受到文化差异、市场情境差异、取样地区差异、合作绩效类型和是否引入中介变量的调节。具体来说,对于集体主义文化主导情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样本而言,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效应均更明显;相比客观合作绩效,供应链协作信任对主观合作绩效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相比未引入中介变量情形,引入中介变量情形下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合作绩效影响更明显。
简介:“繁荣之路”作为“一带一路”的“六路”建设的重要一环,重点聚焦发展这一根本问题,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领域。为评估和跟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繁荣之路”的发展水平,从产业、金融、设施联通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整体上来看,“一带一路”早期参与国的各方面增长潜力不断释放,虽然当前参与国家在产业、金融、设施联通三个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但是追赶势头良好。各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合作和建设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为当前和下一步布局“一带一路”参与范围和“繁荣之路”的拓展与规划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简介:在当今以微信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本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微信媒体报道能够抑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且其抑制作用要强于报纸媒体;对不同特征媒体的影响差异,政策导向性报纸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强于市场导向性报纸媒体;同样以市场为导向,微信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则强于市场导向性报纸媒体。本文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区别于前人以往多以传统报纸媒体为研究对象,探索性地选取微信媒体作为研究对象,为认识和评价新兴媒体报道对资本市场的作用提供了现实证据。同时通过对不同类型媒体对财务重述影响的比较,为促进媒体法制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简介: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简称“六路”提出以来,鲜有关于“六路”指标体系建设的报道。“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和平之路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基础和前提。为评估和跟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平之路”的发展水平,对其内部安全与外部和平两方面分别进行了评价。通过比较“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以及世界视域下的内部排名和外部和平各项指数和排名,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和平之路”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并为未来更有针对性地加强“一带一路”和平之路的建设,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简介:“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加大,但针对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及其机制的探讨,学界并未展开。为此,本文从实证与理论两个角度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Max-share方法的结构向量自回归识别技术,本文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产出和物价水平显著下降,从而表现为负的需求冲击。随后,本文将政策不确定性引入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定量分析显示:(1)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实证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产出和价格波动分别约10%和15%;(2)公众对政策的预期会显著增强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3)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劳动供给弹性变小(刘易斯拐点之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将不断增强。
简介: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公众对环境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绿色发展,需有关各方协同努力,居民主体是一个基本的力量。城市居民对空气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如何作用?以粤港澳大湾区中九个城市的居民调查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和环境质量指标纳入分析框架,通过OrderedProbit回归方法对影响居民空气污染防治支付意愿的不同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布局和升级状况,以及居民的本地居住时间、年龄、个人收入、对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认知判断以及性别等显著影响居民支付意愿。本地居住时间越长、年龄越大、认为空气污染越严重、个人月收入越高的男性,越愿意支付空气污染治理费用。但学历、体育锻炼方式、污染致病信息的掌握程度以及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改善当前空气污染防治效率和提高居民支付意愿的对策建议,包括发展绿色产业、增强居民支付能力、提高环境质量信息透明度、出台普惠性的疾病预防方案与措施等。
简介:本文基于影子成本函数的SFA模型,在测度制造业要素错配程度的同时,从偏向型技术进步、所有制差异的角度对要素错配的变动进行了解释。结论表明:在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要素错配程度整体上呈现出缓步下降态势,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要素错配程度则相对稳定,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不再成为决定要素错配的关键变量,行业准入、要素流动性限制、与所有制绑定的政治红利才是制造业要素错配的关键。同时,偏向型技术进步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对要素错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成本节约效应,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则更主要的体现为技术依赖效应,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偏离的事实,也为提升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部门的配置效率,提供了产业政策设计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