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利用2008--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将高管腐败根据监管部分发现的可能性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在中央国有企业中高薪可以抑制显性腐败,在地方国有企业中高薪不可以抑制显性腐败;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弱化了高薪对显性腐败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并且处在高市场化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高薪表现出抑制显性腐败的功效。(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不能够抑制隐性腐败,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具有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控制论;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和管理层权力的降低,高薪表现出了抑制隐性腐败的功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解决腐败问题不能盲目照搬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应注重加强建设激励和监督并重的治腐机制。
简介:本文对参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检验,分析了其参与时的数据特征及申购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参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深度与其最新一期现金余额及等价物规模、净资产大小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就整体及平均水平而言,上市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时,参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越深入,不论中央国企还是地方国企,参与深度都高于私人企业,相对于地处东部沿海城市的企业,处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参与银行理财产品的深度较大。相对于私人企业和地处东部沿海城市的企业,公司为地方国有企业并处于中西部地区时,上市公司参与银行理财产品的弹性较低。同时,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参与理财市场的深度和弹性。
简介:通过总经理薪酬一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来考察薪酬委员会特征(独立性、规模以及成员平均报酬)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特征确实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国有公司而言,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尤其当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时,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对于民营公司而言,当总经理担任薪酬委员会成员,或者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低,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一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薪酬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报酬对于这两类公司总经理薪酬一业绩之间的敏感性都没有影响。
简介:通货膨胀惯性衡量了通胀指标受到冲击偏离均值后返回均值的时间,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文章选取2000年1月至2011年9月的月度CPI、RPI、PPI数据,应用Yule—Walker方法和StationaryBlock—Bootstrap方法估计了通胀惯性系数,同时应用EFP(Empiricalfluctuationprocesses)方法和BP未知断点检验法研究了我国通胀指数序列的结构变化点和通胀惯性系数的结构变化点,讨论了金融危机前后通胀惯性特征的变化规律。计量结果表明,我国通胀惯性总体上维持在0.8左右,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通胀惯性一直在O.85至0.9之间徘徊,这表明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在一年以上。文章得出结论:市场预期的缓慢调整和央行信誉度的偏弱是我国通胀惯性高的主要原因。当前央行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稳定物价上,并要提高通胀的预测能力,及时灵活地调整货币政策的重心。
简介: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同时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内部控制问题随着环境的变化、企业自身的发展,日益凸显。本文选取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57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和经营风险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与股权集中度、每股收益在10%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相关性;表明中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某些组成部分有着很大的联系。同时指出了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简介: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信息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竞争加剧和公司分化,欧美股市特质波动随之上升,并于网络股泡沫破灭后步入下行通道,其后因次贷危机而急速飙升。通过梳理近期全球公司特质波动趋势表现和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认为美、欧、日,以及中国股市的特质波动走势各异,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异质性。随后从样本构成、基本面的决定、投资者行为等三方面概括了特质波动的成因,认为基本面因素最为重要,特质波动上升的根源在于创新和竞争。因此,后危机时代中国深化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途径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强化竞争机制的同时,为具有创新动力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