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三年,我国期刊种数持续增长,但总印数、总印张持续下跌;利润率在持续3年负增长后,2017年增长6.6%。取得这个成绩相当不错,靠的是很多期刊转型发展、增收节支、提高定价、多元化经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其中党刊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不同类别期刊发展情况差异很大。市场化的期刊少数转型成功,多数期刊广告和发行双双下滑;学术期刊,由于读者细分、稳定,生存基本上既不靠发行,也不靠广告,因此受新媒体冲击小,发展稳定;党刊阵营风景这边独好,如广东南方杂志社2018年月发行量约120多万份,重庆当代党员杂志社、北京前线杂志社等一大批党刊连续多年经济效益增长显著。

简介：40年的品牌发展,中国品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反观中国品牌的研究则显得进步不足,相比于品牌发展的一大步,品牌的研究只走了一小步。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历来品牌宣传层面的相对激进和市场实践层面的相对落后。造成这两种现实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品牌研究受制于西方框架,缺乏对于中国品牌发展历史的梳理和内在规律性的探讨,继而导致中国品牌实践缺乏必要的理论解释的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文化自信。'博弈'和'形塑'是理解中国品牌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特别之处的两个关键所在。只有理解这两个关键才能够把握中国品牌发展趋势并理解中国品牌的发展之路。

简介：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极为关注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网络工作的讲话,论证了党的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两个要点即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一个落脚点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两个要点,是习近平1989年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是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他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栏目连续发表232篇时事小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他'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的诉求。根据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只要媒体人坚持经常身处基层和社区,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就能发现问题,就能做到报道的主题既坚持党性,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简介：我国媒体融合在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逐步由“相加”走向“相融”,目前正向纵深发展。在取得很大成效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作为媒体发达国家,美国的媒体融合起步早、发展快,其融合发展成果很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对我国有很大借鉴意义。为学习和考察美国媒体融合的发展经验,经中宣部、国家外专局批准,“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应对策略”培训班于2019年1月13日-2月2日在美进行了21天的培训和考察,培训班的学员对美国媒体融合的发展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得到了很多启示。

简介：本专题是借鉴《澳大利亚传媒业考察报告》策划、制作的。2016年11月底,笔者参加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报业新媒体运作培训班”,赴澳大利亚悉尼学习和考察,在学习期间策划了《澳大利亚传媒业考察报告》专题,共组到了8篇文章,发表在《传媒》2017年第3期。该专题引起业界很大关注,《新华文摘》网站转发了专题里的全部文章。

简介：在人人都无法脱离数据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既定秩序,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大数据给予未来世界无穷可能性,人们在欢呼大数据的美好前景时,也应该警惕新技术的威胁,理性看待大数据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面对大数据技术,人是盲目和被动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诱导,会不经意间泄露自己的隐私,甚至侵犯他人的隐私。大数据技术把一切纳入算法中,大数据并不是完备的,算法也并不总是客观公正的,人们应该知道算法是否具有价值偏向、算法是谁的工具、它是为谁服务的。因此,人们需要了解大数据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活动的影响,了解算法渗透的意识形态性,警惕被数据和算法控制。说到底,数据既是社会商品,又是裹挟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关系的信息载体,它既关系到个体的虚拟身份认同,又关系到数据伦理的建构。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有怎样的特征?如何历史地、审慎地讨论这些特征产生的语境和发展脉络,以及主导研究范式所共享的研究假设和其中潜藏的偏差?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基于对代表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学界围绕'中国新闻史该如何研究'的主导话语进行症候式的阅读,梳理了近40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寻找学术主体性的基本方向与主要思路,即恢复被遮蔽的'报刊自身的历史'。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既有研究成果中业已达成共识的历史叙述视为一套需要加以反思的话语体系,同时将未被学术共同体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些批判性思考并置于聚光灯下,尝试揭示研究者们在重建学术主体性的探索过程中潜藏的认知盲区和理论误区,即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中的几个典型阐释框架——'跨文化交流论''西方文明论''告别革命论''告别民族国家论'——给予理论反思,旨在剖析知识结构中未经充分检视的'西方主义'心态对历史认知的遮蔽效果。从文化去殖民化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研究者如何在重新认识'东方'同时也是重新认识'西方'的基础上,对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进行重校,即沿着'人的解放'和'全球正义'这一主题,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与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的交相辉映中,找回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主体性。

简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舆论的思想认为,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报刊是'社会舆论的纸币'、报刊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舆论是'批判的法庭'、舆论是'晴雨表'。这些观点中包含着'舆论载体''舆论宣传''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认知。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有立足中国语境的自我演进与发展创新。考察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的进路,尤其是观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难发现,'舆论宣传''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的新论述与新理念主要体现为:'两个舆论场'的划分和判断缺乏依据;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和'放大器';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简介：对新闻与传播学科来说,最有魅力也是最重大的研究方向,一个是中国的问题,一个是数字化的问题。应该说,目前非常多的学者所做的各项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大的方向。但另一个方面,虽然学术交流愈来愈丰富,研究成果的数量众多,而标志性突破性的成果却极为罕见。根本原因在于新闻与传播的学术生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出话语的纠缠。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西方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在其代表作《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中的绘画一章,运用形式分析和心理学的方法探究了罗马帝国上起君士坦丁大帝,下至查理大帝的重要艺术特征。本文从该著作出发,对李格尔分析罗马晚期绘画中的知觉特征的思路进行了梳理。

简介：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外部历史条件变化给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将新闻传播学放置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40年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分析主流知识界现代化方案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可以发现,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特别是中国发展模式合法性的显著提升和西方社会政治境遇的转变,中国知识界从外部理想政治蓝图出发的转型方案遇到了明显困境。面对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着价值定位和理论框架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简介：新时代的舆论场域、媒介技术环境以及新闻生产传播模式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因此,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培养新型传媒人才。随着“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的发布,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路径愈加明晰。勾勒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新方向,重塑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的新目标,建构新闻传播教育实施的新途径,是实现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变革的三个必要环节,也是推进传播人才教育体系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

简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内外互联网音频内容的生产规模处在持续增长阶段,传统广播如何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音频内容发布并获取收入,决定着广播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近年来国外广播行业的收入构成来看,虽然仍以来自广播平台的广告收入为主,以数字化平台、线下活动的收入为辅,但是来自数字化平台的收入呈现增长模式,并且增速不断加快。

简介：每个民族都不是“文化的孤岛”,周边交往是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它们不断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周边交往是“周边传播”中更为具象的部分。它研究的是信息传播主体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交往情况,既包括“空间周边”,也包括“文化周边”。以藏族的周边交往为例,主要研究其与“空间周边”和“文化周边”交往的特点,藉以证明,周边交往在民族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应不断将“空间周边”向“文化周边”延伸,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获得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从而建立起更为紧密和坚固的文化联系。

简介：2008年是我国对外传播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2009年中央明确提出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总体规划,'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自此拉开帷幕。2019年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施的第十个年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分析与反思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实践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理论研究总体偏弱,能够在较长时间段内对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活动进行潜心开掘的研究成果更不多见。文章即是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整体推进十周年的背景下讨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研究与意义。总的来看,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从硬件设施建设到核心能力打造,再到护航'一带一路'的发展阶段,这同时也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由追逐硬实力到重视软实力,由自说自话到寻求共同话语的一个转变过程。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新闻传播研究需要考虑将中国实践理论化的可能性,'新媒体跨文化传播'就是理论探索的方向之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在国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不再是媒体或媒体网站单方面的事情,而成为多元主体共同的事情;以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亦应上升为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共建。

简介：象征是仪式最重要的特征,在仪式传播过程中,传播为象征符号提供了意义形成的语境,促成符号意义的形成。电视仪式传播是一种运用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沟通与互动的文化传播和象征仪式。电视仪式为国家象征符号的出场提供了主题、事件和时空条件。本文从“仪式传播的符号象征性、电视仪式传播中象征符号的国家表征、电视仪式传播中国家认同的符号意象、想象的共同体”三个层面阐释了电视仪式传播建构国家认同的符号机制。

简介：彭兰:Web2.0之后媒体变革的起点是移动互联网,但它更大的趋向是媒体智能化,或智媒化。智媒化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万物皆媒,过去的媒体是以人为主导的媒体,而未来机器及各种智能物体都有媒体化可能;二是人机合一,智能化机器、智能物体将与人的智能融合,共同作用,构建新的媒体业务模式;三是自我进化,人机合一的媒介具有自我进化的能力,机器洞察人心的能力、人对机器的驾驭能力互为推进。

简介：新闻评论中,转折连词的使用在保证文本意义通达、逻辑缜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借鉴语言学中有关转折连词的研究成果,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转折连词在新闻评论中的表达特征,以加深对转折连词对评论文本作用与意义的理解。

简介：大数据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传统广告公司正在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进行转型。广告从业者是如何看待大数据带来的变化以及传统广告公司如何进行转型是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22位广告从业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并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告公司之间大数据应用分化严重,'数据鸿沟'加剧;广告从业者对大数据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数据造假引发大数据质疑,大数据广告业务运行状况不容乐观;广告主的需求变化正在推动广告公司转型,但是数据匮乏与技术型人才的短缺成为传统广告公司转型的主要障碍。根据企业战略转型理论,提出大数据时代传统广告公司应确立'数据传播管理'的发展战略,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广告业务模式,从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发展与平台化、融合化发展两条路径上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