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以及美国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枯竭和学术水平的低下,使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陷入了困局。在施拉姆的推动下,以控制为核心内涵,以效果研究为主要领域。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个体主义(形式主义)为主要框架,以服务于主流利益团体为价值立场的传播研究范式是美国传播学学科建制的主要特征。这种学科建制理论繁殖力有限,也比较容易受到意识形态转型的影响。而强调反学科建制与纯粹学术的批判学派又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与施拉姆和美国传播学相比,批判学派提出了有利于学科认知层面发展的诸多理论,但在学科的社会层面却很难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很难撼动和改良目前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美国传播学。但在中国当下的传播学领域,学者们并非无能为力,研究则可以先从批判旧有僵化的学科结构开始。
简介:一、为什么提倡深度报道近几年,报纸、广播、电视等都在提倡深度报道,大力鼓励记者去攻坚。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主要是由深度报道本身的特点和时代需要所决定的。深度报道将新闻事件汇入事物发展的巨流之中,运用分析思辨的手法,着重揭示其表面现象背后潜藏着的历史渊源、因果关系,分析内外矛盾的演变,对事物变动的走向进行跟踪、预测。深度报道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写是什么,而在于写为什么。它不属于一般的反映性、再现性新闻,而是理解性、剖视性新闻。它要求充分展示新闻事实的实质,不囿于一人一事一地一物,而是将个别事态嵌入事物发展的总体中,通过背景、前景的解释分析,揭示蕴含之深意。因此,深度报道一般都具有题材重大,引人注目;纵关横连,有果有因;透过现象,触及本质;分析深刻,富有预见的特点。其反映的往往是社会舆论中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