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
简介:作为政治信息流通、政治主体交互的主渠道,政治传播在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同样赋予了政治传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以新定位、新角色。政治传播只有跳出单一、单向的国家逻辑,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深刻反思并系统优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术的政治宣传,着力解决政治信息单向流通、回馈乏力、传受不均等现实问题,努力构建多元、系统、现代的政治传播体系,深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效促进公共领域建设,才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最具优化效应的'中间点',在根本上推动以'平等对话、多元协商、社会共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简介: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和人文之争中人文主义立场的坚定者,威廉·伯恩巴克以其颇有原创性的广告思想和方法影响几代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为深入了解伯恩巴克的思想价值,文章将伯恩巴克的生平轶事、广告作品及文案、他人著作、访谈演讲等资料重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下,对其广告思想进行解读、梳理、提炼,试图诠释伯恩巴克的广告思想及其研究价值。研究发现:首先,伯恩巴克存疑技术是否能还原价值,'排斥科学'并非对科学技术的全盘摒弃,只为警惕科学技术宰制人们的生活,只为坚定广告本身即可实现强大价值、洞悉人的本性。其次,伯恩巴克重视人、产品、广告之间的效用关系,不流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导向,将对受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捕捉转化成创造性的广告文案和设计元素,将广告作为推进产品真正适用于消费者的服务。最后,伯恩巴克期盼在人性、广告价值、社会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从给予人的需求和产品特质出发,认定结合人文性、艺术性、创意性能避免广告成为'操控人们'的工具,'人的主体性'在科学进步甚至时代变迁中亦可保持下去。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
简介:刘易斯·芒福德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之一,其思想极富深度,这源于芒福德本人丰富的学科背景和他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通过论述芒福德的媒介技术观,试图厘清芒福德、马歇尔·麦克卢汉与詹姆斯·凯瑞媒介技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明晰芒福德在媒介环境学派中的位置。芒福德、麦克卢汉和凯瑞都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三人围绕技术与媒介做出过许多探索,诸多思想存在着差异和交织。凯瑞通过考察传播技术与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印刷术和电报、电视、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手段对现代社会形态的复杂影响上着手,对麦克卢汉和芒福德媒介思想进行了一些梳理和区分,并为二位巨匠构建了一次不在场的争论。芒福德早期认为技术对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这与麦克卢汉的诸多观点一致。芒福德晚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看到了新技术对权力集中的有益之处,并对麦克卢汉进行了批判。虽然芒福德对电子传播技术由肯定转为批判,但是其出发点却从未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自主权的关怀。凯瑞继承了芒福德这种精神。在凯瑞的思想中,可以看到晚期芒福德的诸多痕迹,比如芒福德强调过'仪式'对集权统治的重要性,这对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即为一种启发性的存在。尽管媒介环境学派成长于北美地区,但是因其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的深入考察,其思想对处于传播技术急速更迭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
简介: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与传播,2017年12月16日,由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研究中心、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传播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