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人人都无法脱离数据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既定秩序,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大数据给予未来世界无穷可能性,人们在欢呼大数据的美好前景时,也应该警惕新技术的威胁,理性看待大数据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面对大数据技术,人是盲目和被动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诱导,会不经意间泄露自己的隐私,甚至侵犯他人的隐私。大数据技术把一切纳入算法中,大数据并不是完备的,算法也并不总是客观公正的,人们应该知道算法是否具有价值偏向、算法是谁的工具、它是为谁服务的。因此,人们需要了解大数据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活动的影响,了解算法渗透的意识形态性,警惕被数据和算法控制。说到底,数据既是社会商品,又是裹挟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关系的信息载体,它既关系到个体的虚拟身份认同,又关系到数据伦理的建构。
简介:大数据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传统广告公司正在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进行转型。广告从业者是如何看待大数据带来的变化以及传统广告公司如何进行转型是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22位广告从业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并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告公司之间大数据应用分化严重,'数据鸿沟'加剧;广告从业者对大数据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数据造假引发大数据质疑,大数据广告业务运行状况不容乐观;广告主的需求变化正在推动广告公司转型,但是数据匮乏与技术型人才的短缺成为传统广告公司转型的主要障碍。根据企业战略转型理论,提出大数据时代传统广告公司应确立'数据传播管理'的发展战略,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广告业务模式,从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发展与平台化、融合化发展两条路径上实现转型。
简介:空间、空间性曾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历代很多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探讨过空间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城市化步伐的突飞猛进,更多的思想家将'空间'作为理论出发点,构建了人类认识生活空间的新模式。本文梳理了空间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空间生产和第三空间理论,来认识和解释大数据时代所建构的网络空间。研究认为,网络空间的现实状态与第三空间的内涵有很多相似之处,网络空间可以被看成是索亚空间旅行的中间驿站,是第三空间发展的定型或阶段性成果。从目前网络空间的发展状况来看,网络空间还呈现出较多的原始社会特征。只有建立起一整套的资源流动和空间规划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效构建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才能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网络空间。
简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紧跟时代,始终发挥着双重职能:一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宣传、阐释党的大政方针,二是坚持人民立场,反映普通百姓的心声。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新闻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形态完成从'文革'话语向改革开放共识的转换,一些西方新闻传播理念引进中国,新闻形态走向信息化、专业化方向,新闻受众调查的量化方法重新定义了政治性的群众、人民概念;20世纪90年代新闻领域开始市场化改革,小报化、都市报兴起,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新闻行业的新规范,新闻媒体也承担着社会公共讨论的职能;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受到挑战,新闻生产模式面临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在这种资本逻辑主导的传媒业变革与秩序重构中,新闻专业主义被边缘化,需要重建新媒体时代新闻事业的社会有机性,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事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
简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媒在传媒业掀起了一股热潮。在智媒热的背景下,学界和业界对智媒的未来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伴随着传媒业的实践,智媒也显露出种种问题和隐患,需要对其发展进行重新评估。从媒体软决定论出发,结合行业发展大量数据,通过对智媒的技术基础和用户接受两方面的分析,窥探出智媒现阶段的真实发展状况,从而对传媒业中的智媒热进行冷思考。研究发现,智媒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对智媒的期待应回归理性。一方面,现阶段的智媒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VR/AR并未普及且方便性及费用需要优化、物联网技术并未爆发、新界面与新交互尚未成熟;另一方面,智媒传播形态的用户接受仍有待观察,用户对于对话式新闻、定制化新闻、传感器新闻以及临场式新闻的使用存在风险感知。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对其2007至2016年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逐篇检阅,从总计2112篇期刊论文中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等层面,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这十年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期刊论文统计数据显示,媒介效果研究依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发文数量在美国学者主编的传播学期刊中甚至可以占据近半壁江山,在欧洲学者主编的期刊中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样本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媒介形态的飞速变化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媒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再次,根据对研究关键词的分析,效果研究呈现出两大自然聚类。一类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集中探讨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和新式新闻生产;另一类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偏重于测度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社会参与和民意研究等议题上。最后,从研究主体看,美国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渡大学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高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跻身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