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汉语中使用越来越频繁的＂一＋量＋形＂结构虽采用＂数＋量＋形＂结构的形式而与一般的＂数＋量＋形＂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一＋量＂并不是对＂形＂进行计量,而重在对＂形＂进行形象的描写和意象的勾勒,使其实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它的性质已跨出数量构式的范畴,＂一＋量＋形＂构式是在数量构式＂数（任意）＋量＋形（可分析性）＂的基础上,随着＂量＂被主体认知衡量时其主观性的增强,最终为了满足说话人特定的修辞意图——增强语言描绘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定型化、构式化的。其得以构式化的关键前提——＂一＋量＂从表客观分析计量到表主观整体限定最终虚化为＂感知强化标记＂,从自由形式转变为黏着形式,从客观意义转变为主观意义,也是出于语言描绘形象和提高想象表象生动度的需要。可见,语言描绘形象的功能正是促成语言中某些语法结构、语法范畴得以形成的关键修辞动因。当然,这一修辞动因的实现也有着坚实的语义基础。

简介：四邑方言部分名词或名词性成分存在几种不同形式的变调,或为曲折调,或为升调,或为低降调。该粤语次方言的恩平沙湖话中,少数来源于古阳声韵的名词或名词性成分的低降变调进一步促化读同入声韵。低降调的起点本来就低,又有降势,整个音节在听感上显得相对轻短,这为其促化创造了条件。同部位发出的鼻音与塞音尽管有区别,但两者有共通性,是以促化时鼻音韵尾-m、-n、-？分别变成塞音韵尾-p、-t、-k。这种促化是一种小称形式,有别于汉语史上的＂阳入对转＂。

简介：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仪式作为历史的指示符号,具有记忆保存,当下展演,作用未来三种机制,兼具记录类叙述、演示类叙述、意动类叙述三种叙述类型的特点。同时,仪式作为一种指示符号,既指涉着过去的对象,又向未来的解释项敞开,总之仪式牵连着过去、现在、未来,形成一个线性的时间向度。

简介：上次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2008年1月，是游汝杰教授和戴耀晶教授邀请的。这次来复旦戴耀晶教授已经不在了，我谨向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语言学家表示深切的悼念。我感谢祝克懿教授和蒋勇副教授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再次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大家交流。

简介：在篇章中，前景信息一般在自立小句、主句中，有自己的时体特点，有时会出现焦点标记。“知道吗”具有前景化功能，可以将其指向的信息标示为前景信息。其来源于具有引发功能的“知道……吗”问句，在具体的语境中疑问度减弱甚至消失，“知道”的宾语不再出现导致疑问悬空，引起语义虚化，“知道吗”成为一个话语标记。疑问句失去疑问性后，焦点后移，突显后面的信息，使“知道吗”产生了前景化功能。

简介：文章对“求之不得”语义演变的考察表明，其在现代汉语的基本义中不包含“得到了”这层意思。“求之不得”先后发展出“行域”“知域”“言域”三域的用法，其语义演变的机制为转喻引申，属于正常的语义演变，不属于流俗词源。“行域”与“现实域”构成一个无标记的配对，“知域”和“言域”一起，与“非现实域”构成一个无标记的配对。

简介：身体与语言符号一样是人与世界对话的中介,它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用可见、可阐释的形式具体化。身体被物化和符号化为一种言说和身份建构方式,实施某种社会行为。本文在综述不同学科身体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身体、身份与权力的关系,并以中国转型期边缘群体为例阐释了他们如何用身体参与身份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身体像话语一样是一种可以消费的产品,社会行为者通过消费身体来获取社会关注和身份认同,表达自身诉求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合法性。

简介：＂肆＂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常见的表果连词,其语法化的历程大致是这样的：先由表＂陈设＂义的动词演变为表＂尽力＂义的动词,再演变为表高程度义的程度副词,再演变为表高度强调义的语气副词,再演变为表轻微强调义的语气副词,最后演变为表果连词。表果连词＂肆＂不见于战国文献,因为它是一个具有方言色彩的语法成分。

简介：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及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天津大学语言科学研究中心及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诗歌文化论坛协办的第二届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ICCPG2），将于2015年11月7日至1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

简介：哈萨克斯坦东干语音系在音类上保留了其祖源地陕西关中话的典型特征,但在音值上正发生去汉语化变异,主要表现：（1）辅音强化;（2）高元音擦化;（3）音节辅音化。（1）-（3）是推链关系,即（3）导致（1）和（2）。这是俄语的强势浸染所致。

简介：文章从语义、句法、语用等多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凤翔方言＂伢＂由他称代词到名词性成分强调标记的语法化过程。＂伢＂语法化为强调标记在其他方言中也有表现,但语法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汉语旁指代词＂他＂也有语法化为强调标记的现象,与＂伢＂的语法化存在共性。

简介：在演唱会电影和摇滚乐纪录片的历史上,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庞贝古城演唱会纪录片》因其独特的再现策略成为最富争议的作品之一。本文认为这部电影本身所独有的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在英国摇滚乐坛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同时这部电影也展现了该乐队在这一时期的艺术研究转向及其表现手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在此假设基础上,本文认为此片的＂真实性＂应当被视为是组合文本符号所导致的结果：这类符号触发了＂身份认证＂的诸种可能实例,并廓清了由体裁定义、技术媒介以及视听建构方式所动态交互而成之概念空间的边界,并展现了乐队或音乐人的独特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