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们在宇宙中生活着,宇宙无限宽广,充满了无穷的奥秘。地球是生命存在之源,而人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生命方式。马克思认为,人必须通过哲学进行自我解释。人类得以在这个神奇的宇宙中生存和发展,是依靠了各种必要条件的。比如,物质、能量和信息(语言)。许多学者认为组成宇宙需三大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但是人们认识这三个要素的时间是有先有后的。认识物质最早,因为它最容易认识。“物质”是指一种客观实在性,表现为占有一定空间的、有重量的实体。“能量”这一概念是人们研究物体运动时才产生的,后人们用之来形容宇宙所包含的一切推动物质运动的动力。“信息”概念产生得最晚,是在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后才产生的。但人们很早就利用信息来维持生存。比如,在远古时期人们一旦听到虎狼的吼声,就知道虎狼来了,便马上集合起来预防其攻击。在这里吼声是载体。信息是指各种事物的存在或运动的情况藉某种载体从发源处传达到另一个地方的运动。信息的发源处叫信源,信息的接受者叫信宿,从信源到信宿的空间叫信道。宇宙间有信息,才有了存在着和运动着的物质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信息不是能量本身,而是作为它们表征的一些事物,因为信息是不能脱离具...
简介:俄罗斯文化从许多方面来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把它说成是一个“难题”或一个“谜”,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实事求是的。俄罗斯文化是不是西方文化?如果只有“是”和“否”两种答案供选择,那么我们就应当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肯定的回答至少要比否定的回答准确一点,但实际上这两种回答都不是恰如其分的。我认为俄罗斯文化存在“波将金村”现象,即表面与内在的背离。表面上看,基督教信仰以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把俄罗斯和西方联系在一起,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罗斯的哲学、法学和科学思想以及俄罗斯的艺术和知识阶层的日常修养改用西方的标准,但这更像是海洋上的岛屿,而在洋面下则隐藏着无数的暗礁,历史之舟如果忽视了这些暗礁,必定会沉船失事,上演令人难以忘怀的人间悲剧,而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正是这样一幕。莫斯科的几次审判案向世界提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列宁所有同志和最亲密的助手真的都变成了叛徒和法西斯的间谍,或者斯大林是个空前未有的伪造者和杀人凶手。这些站在莫斯科法庭前的被告们,是苏联这个史无前例国家的缔造者们,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叱咤风云,称雄一时,在遥远的国度也享有...
简介:从启蒙时代开始,欧洲就出现了“中国好奇”从伏尔泰的《风俗史》大谈中国古代的军事、政治和宗教,到意大利戈齐的《图兰多》展示“中国公主”的任性乖戾,中国以神秘奇特的形象现身于欧陆,犹如那云中翻腾的怪龙一样,隐首露尾,拨云弄雾。在俄国,传教士带回译出的《三字经》,皇村的中国亭,引出了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圣的仰慕。一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好奇”依然是小说家的话题之一。曾获1990年苏联国家奖的阿布哈兹族作家法·伊斯坎德尔有13卷本长篇小说《契革木的桑德罗》,第一卷第九章《哈布加老爹骡子的故事》中有一个中国皇帝特使的离奇故事,故事的细节十分有趣,转述恐失微妙,且以拙笔节译如下:
简介:在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当代俄罗斯著名剧作家万比洛夫得到多样化、本土化和实验性的改编与剧演,在剧目选择、导演理念、表演队伍、演出团体、受众群体、演出效果等方面别有特色,值得总结反思。整体说来,《长子》经历了从青年成长到人性挖掘的演剧转变,《外省轶事》经历了从道德批判到金钱人性的演剧嬗变,《打野鸭》经历了从俄国视角到中国立场的演剧转换,《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经历了从环境冲突到内心矛盾的演剧转型。这既说明万比洛夫戏剧的永恒艺术魅力,也推动着万比洛夫戏剧的中国化进程和传播接受范围。万比洛夫在当代中国的舞台诠释,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态势、中俄文化交流关系、文学总体态势以及时代主流话语等不同因素密切相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遮蔽到发现到认同的发展历程。这与当代俄罗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传播可谓遥相呼应。由此,万比洛夫在中国的舞台诠释和接受态势,成为诠释当代俄罗斯戏剧在华演出和当代中俄文学关系的一个生机勃勃的象征性符码。
简介:20世纪70年代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朝鲜族作家阿·金一直被视为俄罗斯文学中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代表。金是俄罗斯朝鲜族第三代移民,他出生于哈萨克斯坦,成长于库页岛,成名于莫斯科。在他的经历中汇集了哈萨克草原文化、朝鲜族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三种因素,在其合力作用下,金的世界感受是超越民族归属特性的,走向超越是作家对长期困扰自己的身份焦虑的化解之法。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金经历了长期的困惑和角色认同混乱带来的焦虑,以至于分别面对俄罗斯文化和韩国文化时,均被冠以异国情调,也因此感受到不同文化作用力的夹击带来的双重疏离陌生。在两种冲击力的交互作用下,作家的认同倾向曾经摇摆不定,甚至无所适从。而在走过最初的不适之后,作家冷静地跳出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以包容性化解认同中的矛盾。在对两种冲击力理性比较过程中,作家提出,影响自己的文化合力中主导者是俄罗斯文化,而自己的更高理想是世界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东方因素多体现为早期短篇小说中的朝鲜族主人公形象及其精神特质,如注重家庭亲情、崇尚善恶有报的思想,相信生死轮回的说法。而俄罗斯文化元素则在其中后期创作中跃居主导地位,尤为突出地体现为他的东正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