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考察了1959~1961年中央与地方的"报告—批转个案—指导全局"的互动关系和信息反馈系统,分析当时严重灾情为什么迟迟没有得到上报和应对。分为三个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比较重视灾害和饥荒问题,要求"一点也不要隐瞒";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广东、贵州、甘肃及农业部报送的几个灾情"并不严重"材料,迎合了毛泽东反右倾、进一步"大跃进"的需要,使全国大部分地方不敢将灾情和饥荒如实汇报;1960年6月起,中央认识到灾情和粮食危机十分严重,开始把抗灾保粮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全面救灾工作已经延误了一年。这种撇开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由地方党委个人直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中央最高领导人又带强烈倾向直接批转个案的反馈系统,造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弊病,是三年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简介:包拯在嘉祐三年六、七月以後的官職差遣應表述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御史中丞兼理檢使、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考課院"。《續資治通鑑長編》點校本有關斷句不無失當。包拯在嘉祐三年以權御史中丞兼理檢使、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之差遣,不僅可以在當時制度中得到合理解釋,亦是當時制度既成之規例。儘管現存之包拯傳記資料對包拯嘉祐三年新任差遣記載不盡一致,且多有節略,但其中史實皆可以徵信。包拯嘉祐三年的差遣及其中名實之興廢亦反映出從仁宗到神宗時期臺諫職能變化的制度傾向和政治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