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19世纪至30世纪初,布里亚特的文化启蒙人物经常注意收集中央亚民族的中世纪书面文献,其中包括蒙古人和藏人的作品。第一位布里亚特学者道尔吉·班扎罗犬(1822—1855年)曾于1847年在彼得堡编纂了亚洲博物馆藏东方抄本及刊本目录(见班扎罗夫的《文选》,莫斯科,1955年)。为开展蒙文和藏文书面史料收集工作做出重人员献的学者有俄国著名东方学家A.M.奥登堡、A.M.波兹德涅耶夫。而布里亚特的著名收集活动家有Γ.Ц.齐比科夫(1873—1930年)、Ц.Ж.扎木察朗诺(1880—1637年)、Б.Б.巴拉丁(1878—1637年)。受俄国地理协会的派遣,齐比科夫1899—1902年曾赴西藏旅行考察,带回333卷藏文刊本。1905年他又赴中国为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的东方研究所收集蒙文和藏文刊
简介: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简介:据《孔丛子》、《抱朴子》等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我国饮酒始于六七千年前的尧舜时代,禁酒之举兴起于周朝。周灭商后,周朝统治者鉴于商纣酒色误国,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酒诰》。主张饮之以礼,并专设刑官,限制饮酒。但由于生产的发展,周人不仅没有把酒禁绝,反而渐渐喜好起酒来。汉武帝曾颁布律令严禁群饮,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并实行酒的生产和流通全由官方控制的“榷酒”,酒类政府专卖。而汉武帝却是个好酒之人,《三辅皇图》说他曾“行舟于”秦始皇造的酒池中,还说“池北起台,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三国时,曹操说酒可亡国,向汉献帝“表奏酒禁”,以节约粮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