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里耶秦简中大部分是秦代地方的行政文书,为我们考察文书的运作形态提供了根据。从已经公布的简牍来看,秦代文书的运作形态十分规范。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的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收到文书后由责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并署名"某手"。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副本,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责任人署名照录于副本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把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在文书运作中,文书的性质也随着"传""别书"而发生变化。对于"某手"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书写者的签名,而应是文书的责任人。
简介: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中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简介:《弗莱德加编年史》(ChronicleofFredegar)是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国家核心历史文献之一。该书第四卷中的诸多材料在墨洛温王朝史研究领域具有孤证性,因此,对该书史料信度的判断也就成为一大难题。德国史家布鲁诺·克鲁什等人认为,该书由多人编写,其文本信度相对较高。法国史家费迪南·洛特等人认为,该书编写者只有一人,对其文本信度的估计不宜太高。另外,法国史家马塞尔·博多对该编年史的信度持高度乐观的态度,并对之作出颇具"浪漫"色彩的释读。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可以看出,和中世纪西欧很多同类史书一样,《弗莱德加编年史》并不能算作完全的信史。不过,该书对于法兰克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简介:清末两湖书院的改章,作为书院改制风潮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早已引起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本文则更关注这一过程中固有"学统"意识的接引作用。甲午战争前后的时势激变,带来了"时务"之学的流行。代替传统书院的课艺,张之洞援引来自两江幕府的蒯光典,在两湖试行每日上堂、分班宣讲的新教学模式。然而,书院中出自粤东陈澧一派汉宋调和之学的梁鼎芬、杨裕芬等,与传承江浙"礼学"的蒯光典之间,围绕"文王受命"等经学命题,发生了激烈冲突。本文尝试从学术史角度,对这一笔记家乐道的轶闻进行解读,揭发人际争执背后"理学"与"礼学"升降的脉络。正是借助清代中期以降礼学复兴的资源,蒯光典提出古今中西"理必附礼以行"、"理各有在"的观念,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外,提出了另一条接引新学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