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筛选出的1225家公司10年期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企业生命周期与银行信用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拥有不同的银行信用,其中成长期企业拥有最多的银行信用,衰退期次之,成熟期末之;(2)货币政策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银行信用产生的影响不同,具体为,衰退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大,成长期企业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小。研究结论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在货币政策变动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银行信用融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简介: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聚类稳健性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考察货币政策波动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宽松性货币政策相比,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企业更多地采取交易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将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交易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模式。
简介:针对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频繁采用的借贷便利货币政策工具,在理论分析该类操作工具对市场利率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采用事件分析法实证检验借贷便利货币政策工具对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中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流动性投放操作方面,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显著降低了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而中期借贷便利则显著降低了长期国债收益率水平;在利率调整方面,中央银行被动下调常备借贷便利和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并不能有效引导市场利率的下降。为更好地发挥借贷便利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走势的作用,中央银行还需进一步完善借贷便利工具的操作方式,提高借贷便利工具的可得性和透明性,加强市场预期引导。
简介: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其中货币政策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银行信贷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两类中小企业主要融资市场的实际利率衡量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并构建OLS回归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的影响,以此判断货币政策是否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央行无论通过释放流动性等数量型调控工具,还是降低贷款基准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都不能显著地降低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因此,未来货币政策不应将解决融资贵作为主要目标,而应将政策重点继续集中于稳定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速,融资贵问题从根本上还需要通过纠正经济和金融体制扭曲来解决。
简介:股价波动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多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下,采用贝叶斯估计对包含股价缺口的无约束模型和不包含股价缺口的受约束模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无约束模型显著占优于受约束模型,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有必要考虑股票价格波动因素。对无约束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股价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比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从政策分析的角度,中央银行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冲击造成经济偏离均衡增长路径的幅度。
简介:本文基于资本结构静态调整与动态调整双重视角,探讨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资金配置效率。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信贷供给,导致企业杠杆水平下降,而且加剧了市场摩擦,降低了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结合信贷期限结构的分析,表明上述结果主要是长期信贷供给减少所致。此外,结合融资约束与投资机会的探讨,深入说明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由供给主导。本文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摩擦,是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强调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促进货币政策平稳调整,对于提升资金配置效率、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本文对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货币当局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货币政策规则在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动态演变路径,本文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经济周期更迭进行的政策规则调整具有明显的渐变性特征,而这种微调手段难以被公众察觉,因此不会对公众预期和货币当局的信誉产生系统性影响。这使得货币当局能够在确保其政策公信力的情况下对经济行为的变化做出有效反应。
简介:“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同时开放经济下价格型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始终存在两难选择.社会融资规模是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关键检测分析指标,是经济发展的金融表现,同时受到数量型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协整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供应、汇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实际影响.检验结论表明,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基本能够直接对社会融资规模产生影响,而汇率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同时两种政策的影响还存在差异.因此,货币政策调控应兼顾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健全汇率形成机制;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宏观调控市场化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