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14条规定，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当事人申请登记的，对所提交遗嘱等材料不再要求强制公证。2016年6月《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根据《细则》，设置了非强制公证下继承登记的申请材料要求。2016年7月，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废止《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的通知，废除了继承登记强制公证。

简介：【案例】2018年9月,哈尔滨市民刘某在李某开办的家具经销店购买了橱柜、沙发、衣柜等多套家具,总价款36000元,双方签订了购买合同。按李某要求,刘某给付定金15000元。合同签订后不久,刘某因故反悔,要求李某退还定金,被李某拒绝。这种情况下,刘某该如何进行维权?【支招】根据刘某的案例,本栏编辑特邀请黑龙江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建文支招。

简介：有人会说,我吧,就是一普通人,身世、学历、个头、长相、酒量啥的都一般,我命里注定就要在失业风险系数高的企业提心吊胆吗？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没法儿劝你。择业这事儿可不就是一般对一般,特殊对特殊。你要是啥啥都很出众,眼睛也不会盯着一般企业,一般企业也不敢要你,养不起你呀!小鱼缸养不了大鲨鱼,只能养养红绿灯。

简介：当前我国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中存在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过于狭窄,政府对社会组织认识上存在偏差,公众参与度不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而运用PPP模式可以拓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可以有效解决公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有利于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价值.因此,构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PPP模式,应当准确定位PPP模式、尽快制定规范PPP模式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以及完善对PPP模式的监督评价机构建设.

简介：证立法益的正当性方向应是将法益与宪法基本权利相关联。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应是个人信息自决权,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具有正当性。但是直接以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必要性与均衡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是超个人法益,即个人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对侵犯个人信息罪的超个人法益的合理性,可以从刑法理论、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修法背景与司法实践等几个方面证立。在缺失有关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刑法解释应保持谦抑与理性。

简介：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可以分为三个阵营：（1）所得共同制和一般共同制；（2）所得迟延共同制和一般迟延共同制；（3）所得调整制和一般调整制。依据所得共同制、所得迟延共同制、所得调整制，诉讼离婚时法院必须将夫妻财产划分为共同财产或“婚姻财产”和个人财产或“非婚姻财产”。夫妻联合购买住房即夫妻一方婚前购买并取得所有权、婚后以共同财产或婚姻财产清偿银行贷款的住房。各国成文法或判例法在离婚时对此确立的划分方法存在三种：（1）它被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夫妻双方可以取得补偿请求权；（2）它被认定为部分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部分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或婚姻财产；（3）它被认定为夫妻双方的婚姻财产。若以公平这一法律价值评价，第二种认定方法是最公平的。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属于第二类立法。

简介：政府购买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一种新形式,其广泛应用受多层动因推动,并形成各具特色的购买模式。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独立性和竞争性角度看,购买模式可划分为形式化购买、委托式购买和契约式购买三种模式,文章通过访谈调查、案例分析、特征比较,分析三种购买模式的主要特色,并总结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而提出,要从努力推广契约式购买模式、明确政府职责定位、强化政府购买的竞争性、完善监管评估机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五个方面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发展。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后半段,这两个特征对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作为满足公民服务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因其合作治理、共同生产的制度优势成为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模式选择。新时代对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绩效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化水平滞后于现代化进程,需要从语言范式、行动模式、改革策略等方面进行制度优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制度范本。

简介：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政社关系是重要的变量因素。基于政策激励与利他主义愿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了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案与选项。政府购买能够对社会组织发展产生激励效应。当前推行的政府购买政策具有选择性＂培育＂社会组织的特征,城市治理需要社会组织具备相应的回应能力。为了达到提升城市治理有效性的目的,政府购买宜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和参与治理的协同能力两个方面同时施策。

简介：面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并存的新时代所产生的新问题,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显得力不从心用户控制模式难以继续奏效,数据控制者的设定受到挑战,事后救济模式遭遇质疑,法律中心主义亟待拓展.对此,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隐私设计理论很好地回应了新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获得国际组织及各国的高度认同,被誉为下一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举措.隐私设计理论强调事先积极预防胜于事后消极救济,主张从一开始就将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通过设计嵌入系统之中,成为系统和商业实践运行的默认规则,给予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以实现用户、企业等多方共赢,这一理论可以为我国今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工作提供重要借鉴参考.

简介：夫妻个人债务并不限于以夫妻一方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现行法对此并未明确区分，相关规定散见于婚姻法体系中，因此需对认定标准进行概括并解释适用。对个人债务认定的规则，有两套标准可并行适用：法定标准是未用于共同生活、约定＋知道、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及四种具体规定；实务标准是无举债合意且未享有该债务带来的利益，对担保、分居等个别情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个人债务清偿的特殊性，夫妻对债务承担责任的性质应为多数人之债而非局限于连带之债；囿于婚姻家庭领域身份特征显著，亦不适用于合伙的规制路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使第三人与非举债配偶的利益中达到相对平衡。

简介：纽约男子奥莱利搭乘航班时,发现乘客只有自己一人。原来,受天气影响,75名乘客均已改签飞走,航空公司却忘了给奥莱利改签。航空公司用行动担起了责任。

简介：计算机网络的存在和发展为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和处理提供了方便与支持,有一利也有一弊,在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作为重要社会资源的个人信息处于危险的环境中.针对这个问题,文章在阐述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基础上,以“王某与‘北飞的候鸟’网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为基本研究对象,具体分析网络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策略.

简介：《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五款列举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六项信息。这一列举系对个人信息抽象概括定义的具象化说明。被列举项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在何种情形下属于个人信息,仍需在＂识别＂与＂记录＂两个要素的限制下进行考察。另外,还存在一系列与所被列举六项信息相关的概念,如称号、身份编码、指纹信息、基因信息、邮政编码、IP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等。这些内容既可被认为是为列举项所包含,也可认为是《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五款句末＂等＂的范畴。对于这些概念也须根据个人信息的要素进行具体分析。

简介：在《民法典合同编（草案）》规定的五种法定优先购买权中,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的优先购买权和委托开发合同中委托人的优先购买权虽系沿袭《合同法》而来,但缺乏充分且正当的立法理由;同样承袭《合同法》而设的合作开发合同中当事人的优先购买权,已为《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规定的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所涵盖。这四种法定优先购买权均无存在的必要,应当从草案中删除。《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创设的合伙合同中合伙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特殊的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当在草案中增加相应规定,揭示出两者之间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简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标准,通常也称为保护水平要求,是数据进口方得以进行个人数据转移的前提条件。针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路径主要包括＂以地理区域为基准＂和＂以组织机构为基准＂两种方式,其对于保护水平的要求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同时,两种不同路径的保护水平还存在融合与补充。在区域性跨境数据流动原有机制呈现适用范围扩张,各国逐渐制定具有操作性的规则下,研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标准,对我国完善立法、参与国际合作和企业走出去均有参考意义。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虽然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但是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只是民法的问题,仅有《民法通则》中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宣示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缺乏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且呈现出分散性和效力层次低的特点,应当采用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通过宪法和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对个人信息进行立法保护,分析提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宗旨、立法的基本模式、立法的原则和设置独立保护机构等相关建议。

简介：个人数据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产生,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信息化社会发展的-种基础资源和构成要素.而国内外不断发生的关于个人数据争议的案件促使个人数据立法制度也产生了相应变化.首先,个人数据的界定更加清晰明确,需要准确划分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的范围,并按个人数据敏感度分类保护.其次,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原则不断完善,以往个人数据收集的限制转为使用流通上的严格监管,质量保证也成为个人数据收集处理的重要原则.最后,还需要建立从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到跨境流通完整监管体系,并结合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简介：个人信息去识别化即去除个人信息数据中可识别性的过程,包括去标识化和匿名化。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去识别个人信息仍具有人格权及其衍生的财产权益,也涉及到公共利益、秩序和安全的社会法益,两者均应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保护范围。运用去识别与再识别技术收集个人信息,须承担防控个人信息和公共安全风险的法律义务,刑法规制须注重个人信息安全法律和行业规范的衔接协调;个人信息去识别行为的中立业务性质与信息主体授权同意可作为出罪事由。刑法应在个人信息去识别化的保护和利用、入罪与出罪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简介：同事老刘，年届不惑，单位的每件小事，老刘都会剥茧抽丝，让事情背后的所谓真相暴露出来——初听起来，大家还感觉老刘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