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数人犯罪的核心问题是确定正犯,台湾学者许玉秀指出:"确定了正犯,共犯相对地就确定了,也解决了正犯与共犯有无必要区分的问题。"[1]在德、日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共犯体系以正犯为中心。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主犯、从犯和胁从犯,主犯是我国共犯体系的核心。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正犯,但是讨论正犯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主犯、从犯的认定主要解决共犯人的量刑问题,但是量刑的前提是解决共犯人的行为定性问题,而对共犯人的行为准确定性需要深入研究正犯概念。其次,德、日刑法中正犯概念日益实质化,出现了正犯主犯化
简介:健全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切实加强党内监督,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拥有与其岗位相适应的管理权力。要做到权为民所用而不被滥用,关键是要不断建立健全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防止因权力失去监督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我们认为,党内监督制度体系是党内各主体(包括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之间,依据党章和党内法规在党内生活中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制度体系的总和。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建设的实践证明,不断推进党内监督体系建设。对于提高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深刻认识推进党内监督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党内监督体系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党内工作运作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各项制度,扎实推进党内监督体系建设.有助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一)推进党内监督体系建设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要求
简介:德国刑法判例上过失犯中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探讨可谓源远流长,它肇始于德意志帝国法院的梅梅尔河案,而确立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海洛因注射器案,在此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德国刑法上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关于被害人自陷风险的体系性地位,德国刑法判例经历了以下的立场变迁过程:从昙花一现的罪责层面的注意义务排除,到违法性层面的被害人同意,再到构成要件层面(参与他人自我危害的自我负责不可罚).最后形成分别在构成要件层面(自我负责的自我危害)与违法性层面(同意他人危害化)处理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格局,从而确立了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体系性地位:被害人自陷风险是一个不法层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罪责层面的问题。虽然如此,德国判例上区分被害人自陷风险两种类型的做法既不具有正当性的根据,也缺乏适当的区分标准。对于这两种类型的被害人自陷风险,应当给予相同的规范评价,即应当承认两者均具有排除行为人之不法的效力,并且在这一前提下探讨这种排除不法的正当化根据。
简介: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福州作为海峡西岸省会中心城市,需要通过志愿服务大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需要通过志愿服务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增加和谐因素、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简介:运用结构一功能分析方法.以国家公路应急预案体系为案例,从历史性视角出发,对中国应急预案体系形成过程中的结构约束与功能选择进行了因果分析,揭示了中国应急预案失效的内在原因。本文发现,由于中国的应急预案体系在“立法滞后、预案优先”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一案三制”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预案体系内部结构的制约,使得应急预案体系虽然具有加强预防与准备的正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保持应急行动灵活性、成为应急管理的免责工具的潜功能、反功能。本文建议,要以依法行政和属地管理来破解“立法滞后、预案优先”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过程中的结构约束。与之前从表面问题或技术设计视角出发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首次采用结构一功能分析方法,聚焦于整个应急预案体系,而非单个应急顸案,讨论了应急预案在中国情境中失效的结构因素,并且通过中层理论建构了应急预案体系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一般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