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城镇化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是工业优先、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镇化,这一模式在政策价值观上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生产要素,是城乡二元区隔政策的调节性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系统对农业转移人口仅仅是经济性接纳,而在社会性方面是排斥的。其结果是城镇化不是‘人的城镇化”,而仅仅是“物的城镇化”,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半市民化”结构趋于固化。新型城镇化必须矫正这种政策偏差,树立“知行合一”政策观,注重政策设计主体多元化,尊重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政策执行必须兼顾相关主体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调动各主体市民化的积极性。新时代的城镇化,必须架构起政策制定、实施、监测、检查、评价、反馈、调整的良性循环系统,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优化的客观要求。
简介:南非属于混合法系,南非物权法采取了物权自由原则,并运用登记能力和“所有权切割”理论作为物权的甄别机制。这个机制在保证物权体系不断发展的同时维持了物债二分,不过它面临司法适用不一致的问题,物权和债权的界限难以完全确定。在理论上,南非的物权自由原则有助于我们认识物权的客体和内容,理解物权体系的形成和演进。在实践上,物权自由原则的实践对于如何缓和物权法定原则和认定新型物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民法总则》第116条的规定过于僵化,仅由立法者预先设计物权体系。未来民法典物权编中需要规定缓和物权法定规则,授予法官认定新型物权的权力,引入司法性的事后认定机制作为辅助。
简介:在我国合同法律体系中,“继续履行”一直作为合同法所推崇的违约行为救济方式.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法律情形下,诸如一物数卖情形,损害赔偿比实际履行更为有效.对于损害赔偿这一救济方式的关注,引出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层面上的经典理论,效率违约.一物数卖下的效率违约是指当买卖合同一方违反最初合同约定,他所获得的预期利益将高于自己守约或他方守约时所获得的最终利益,守约方的相应损失可以以合适的损害赔偿予以弥补,此时违约是有效率的.针对一物数卖下的效率违约,我国立法界及学术界讨论颇多,但从其在我国的现状、必要可行性、适用及相关建议来探讨效率违约在一物数卖情形下如何更好地与合同法相融合,以求在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追求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简介:本文应用2016年陕西省汉中市的就近就地城镇化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探索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的制度性迁移和行为性迁移意愿的现状,以及家庭生计恢复力推力和土地政策的拉力的综合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生计恢复力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应对市民化过程的风险冲击,对其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形成助力;土地确权的"解绑"作用不明显,以土地为主体的农村制度环境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仍形成拉力;制度性迁移和行为性迁移在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行为性迁移风险级别更高,相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要求更高。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到家庭生计恢复力与土地政策的双重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在市民化过程中,由农村土地权益向家庭生计资本转化的风险应对方案的形成机理,对如何构建有效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将土地权益转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生计资本的增量,加快高质量、有保障市民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简介: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截留问题。理论分析表明,上级政府有激励去截留转移支付,增加本级支出;而财政体制与官员管理体制使得上级政府有能力截留。实证部分使用省级与地级数据,通过分析转移支付比重与人均转移支付对省内或市内财政支出分权程度的影响来验证截留是否存在。1994-2009年省级数据表明,省级财政与地级财政都有截留转移支付,但前者更为明显。2000-2009年地级数据表明,地级政府对转移支付仍有明显的截留;且专项转移支付的截留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财力净流入地区(即中西部地区)的地级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截留更为严重;截留在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公检法司支出等项目上比较明显。本文还检验了转移支付对省级、地级与县乡级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厘清了转移支付被截留的具体路径。
简介: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