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奢侈行为是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的痼疾之一。对奢侈行为的法律规制在现代社会受到各种私法理念的阻却,但在共和中后期的古罗马,面对日甚一日的奢侈之风,在传统社会机制疲于应对的情况下,罗马统治者选择诉诸法律,出台了一系列对以豪华宴会为代表的奢侈现象进行规制的禁止奢侈法。此等禁止奢侈法从宴会的客人、饮宴的花费、饮食和餐具等方面对宴会进行规制。虽然在实践中它们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是其作为典型的表现法,旨在以其表现功能而非威慑功能达到对奢侈行为的遏制。禁止奢侈法随着罗马宪制的转型而在帝政时期趋于消失,但它们在共和时期确实在社会风气净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没能阻止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罗马帝国在腐化堕落中走向衰亡的步伐。

简介：近日，意大利首都罗马圣·焦瓦尼地区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位于不列颠尼亚大街37号意大利宪兵驻地门前的一辆汽车被炸毁，周围的建筑物玻璃被震碎。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简介：罗马法上的私犯之债乃合同及准合同之债以外的另一大类别,盗窃、抢劫、不法损害与侵辱为其四种典型发生原因,由它们所引发之债在投偿性、可移转性、累积性与时效性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构成债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引发私犯之债的四种典型原因在历史发展的阶段上具有密切的关联,且不囿于公法、私法的严苛区分,所适用的罚金之诉兼具惩罚与赔偿的功能。对它们的起源、流变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民法上侵权行为之债以及公私法划分的理解。

简介：罗马法是现代民事法律的起源,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在罗马法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其萌芽也并未贯穿罗马法律史的始终。在古典时代,公民的私人权利开始萌芽,并逐渐脱离家父权的支配,直接成为城邦法律上的权利和城邦生活的一部分。在罗马晚期,家父权在法律上的残余开始向封建特权演变。这种演变在后古典时代通过家父权自身的变质进行,而在早期拜占庭时期则脱离了传统的家父权范畴,形成了违背旧的罗马法原则的封建特权和以这种特权的存在为特征的封建家庭关系。

简介：东吴大学法学院是私立教会大学开办的法学院,是民国时期从事法学教育的重要院校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与民国时期绝大多数院校不同,它进行的是比较法教育;这种比较法教育的核心环节是罗马法课的开设与讲授。比较法教育的宗旨与罗马法课的开讲,与创院元老罗马法学家罗炳吉密切相关。通过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罗马法教育的开设原因、讲授内容等方面的考察,从微观层面展示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比较法教育。可以发现,它与关注制度、讲授法条以培养法曹为核心目标的大陆式法学教育明显不同;它对法文化因素的关注,对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视,在当下的法学教育改革中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简介：政府采购失信惩戒是近年来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发展而提出的新概念,系指限制失信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及评审专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在罗马法上,与之相类似的是“丧廉耻”制度,该制度将违反公序良俗的个体之市民权中的公权予以剥夺。虽世殊事异,但“丧廉耻”制度的核心价值依然可与现代法制相兼容,并且与政府采购失信惩戒制度存有共通之处,两者在宗旨、动因、方法、后果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以“丧廉耻”制度为鉴,需要从明确商誉权的人格权地位、引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提高信用管理水平、建立失信主体救济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失信惩戒制度。

简介：罗马法中的裁判官法在诸多方面不同于司法解释，但在功能和产生原因上却和司法解释具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裁判官法的既有经验有助于理解司法解释的命运。得益于规则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而产生的司法解释，在供给和需求已经基本取得平衡的今天，不再具有产生之时的必要性，司法解释和法律的融合因此应该提上日程。融合的恰当方法，是在法律编纂或者修订时，将合适的司法解释规范包含进法律中，并舍弃不重要的规范。为了确定取舍的具体规范和标准，需要法学界有意识的检讨和整理。《民法总则》扬弃了之前的两部司法解释，但仍有不足之处。《民法总则》的经验教训，应该为民法典分则和其他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过程昕吸取。

简介：渎圣罪出现于奥古斯都时期,元首制时期的渎圣罪只是保护神庙的不可侵犯性,但从戴克里先之后,随着元首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渎圣罪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内涵,最重要的表现是将违反圣命的行为纳入渎圣罪,是以圣命难违。除此之外,帝国后期,随着基督教的国教化,所有异教和异端皆成了渎圣罪的调控对象,并最终在法典中形成了圣教一统的格局。无论是圣命难违,还是圣教一统,都是罗马皇权专制发展的重要表现。不仅如此,渎圣罪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简介：丝绸之路的开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仅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开辟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同时对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宗教传播、法律制度和社会建设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纵观历史，维持丝绸之路长久存在的原因不仅包括各国之间稳定和强烈的贸易需求，完整的法律秩序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罗马法中的合同赔偿制度和唐朝贸易管理制度，对“一带一路”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