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幼帝康熙继位之初,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等四大臣辅政。至康熙八年(1669年),辅政结束,康熙帝亲政。在九年半的辅政期间,四大臣所上奏疏当为数不少,然今日可见者仅一,故著录题名为"辅政大臣遏必隆、鳌拜满文奏疏"。该满文奏疏当成于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即索尼去世之后,苏克萨哈获罪之前。遏必隆、鳌拜以此满文奏疏提请康熙皇帝"亲近忠正贤良之人,远离巧诈奸恶之人",暴露了康熙帝亲政前后满洲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与权力斗争,也反映出清初的汉化对满洲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的影响。满文奏疏中多种皇帝称谓词语的使用,体现了以宗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满洲统治集团构成特点,以及与汉王朝相同的家国一体统治。
简介:《阅读与写作》2008年第6期上刊登了范学亮先生《(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主题探寻》一文。范先生在文中就杨万里这首诗的正文与标题的关系、诗的主题等方面以提问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许多见解。笔者读后深受启发,同时也激起了笔者作进一步探索的兴趣。笔者不才,就将自己思考的结果写在下面,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简介:日本平安时代是“唐”与“和”的双重文化体系并存的时代。汉诗文是官方的正统学问,“唐”又是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日本人崇拜和景仰的对象。“唐”在人们的意识当中成为一种判断标准和价值体系,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这种“唐”的价值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发生动摇、偏移和变化。与此同时,对自我认同的寻求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和”的存在方式,摸索怎样在“唐”的基础之上通过改变创新建构起“和”的文化价值体系;除此以外,如果超越国家、社会的差异,仅从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亲情、血缘关系的角度来看的话,“唐”与“和”则成为跨越国界、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平安时代日本人的“唐意识”与“和意识”,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权威、大和魂与血乳相融”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概括和浓缩,透过《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滨松中纳言物语》这三部物语作品我们将会看到其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