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青铜峡市黄河大峡谷西岸的一百零八塔，是始建于西夏时期的喇嘛式实心塔群。如此众多的塔体，按规律组合成群，在全国现存的古塔建筑中实为罕见，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群内外发现的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遗物，印证了史志文献的记载，说明一百零八塔始建于西夏，兴盛于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宁夏地区）是很有影响与声誉的一处宗教圣迹。

简介：清代侍卫制研究尚属冷门,成果有限,学界罕有对侍卫之职能进行系统考述者。这固然与史籍中对于侍卫职能无确载有关,导致爬梳不便,需参酌大量史料方能拾掇成文。本文认为清代侍卫自诞生之日起便依附皇权而生,从轮番值宿到带兵打仗,因取得大汗信任,得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定鼎中原后,鉴于明代宦官之祸,清廷开始大力完善侍卫制,以侍卫取代宦官的大部分职能,小到跑腿帮轿、大到承旨办差,皆由侍卫执行,这确实有效杜绝内侍干政,宦官群体就此淡出清代政治舞台。但清代侍卫作为皇帝亲信,职能较宦官更加灵活多样,常受指派到各地当差,小至祈雨、灭火、捕蝗、念经、探病、放牧,大到擒拿大臣、封赏官员、押解要犯、护送贡品、宣达上谕、带兵打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职能上充分体现其“万金油”特色。侍卫官乃皇帝近臣,身份尊贵,往往代表皇权行事,故此也是祭祀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凡重大祭典或仪式,侍卫的身影无处不在。本文爬梳诸多一手史料,管窥清代侍卫之职能,试图更清晰地还原历史细节。

简介：《山居新语》是元代重要的一部笔记,诸多内容可补《元史》记载之不足,《南村辍耕录》对其内容进行了颇多抄录。本书作者杨瑀是元末杭州人,在元代前期科举不兴的社会状况下,他借助亲友的引荐以及书画交游的方式结识到诸多的文士高官,并以某种方式与统治高层——大司徒畏兀儿人阿怜帖木儿家族产生了密切联系,最终成为顺帝身边的心腹。杨瑀颇有谋略,又能急流勇退,晚年退隐于上海松江。本文对杨瑀的人生轨迹及交游情况进行了揭示。

简介：三教会宗堂遗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钟山风景名胜区内,现存颜真卿题额＂三教会宗堂＂石牌坊。钟山,亦名蒋山、紫金山,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东北部,历代多有隐逸高士在此栖真,留下了不少令人神往的胜迹与传说。据南宋《景定建康志》、元《至正金陵新志》等文献记载,东晋名士谢尚（308～357）、南朝梁学者阮孝绪（479～536）、刘孝标（463～521）都曾隐居于钟山之西。

简介：1942年,许烺光在喜洲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完成魁阁时期的经典民族志《祖荫下》。喜洲的田野重访从1950年代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拉开序幕,1980年代田野重访恢复,1990-2000年喜洲民族志进入再生产高潮,2010-2015年,喜洲民族志的研究动态还在更新。许烺光的《祖荫下》不断地进入学术视野,理论解释与民族志材料之间越来越多的矛盾被揭开并得到分析。然而喜洲田野的前提意识与视角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模棱两可问题却没有得到过较好的问题化讨论。

简介：北元末期的蒙古伊苏特部作为“阿鲁蒙古”㈨重要一员，归附清朝后伊苏特部未被设立在外藩蒙古札萨克旗行列，其主体最终被编人满洲八旗。因此，从清代官修文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及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清代蒙古文史籍中找不到有关伊苏特部诸贵族的信息。反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和《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简称《初集》）等有关八旗的官修文献不仅对其立有较为详细的列传.

简介：清代福建的科举家族,主要集中在省会福州,清初从长乐江田迁往福州城内的黄巷梁氏即其一.以梁章幸E为代表的梁氏家族,从乾隆以后取得辉煌的科举文化成就,至少产生了7个进士、20个举人和39个贡监生员;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政治等领域也有一定建树,但与前者相比,较为逊色.黄巷梁氏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其家学源远流长,并得益于福州的人文环境、师友交游圈的影响和姻亲谱革的助力.

简介：发生在清光绪年间的伊犁将军色楞额因伊犁官钱局亏空案而与其妻莫尔登氏食用洋药，即吞食鸦片烟自杀一案，在晚清伊犁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重大事件，曾引起朝廷高度关注，此案引发伊犁官场地震，涉案官员被处理，坊间也议论纷纷。然而如此重大的案件在清代的一些大型文献资料中的记载却极为模糊或者阙载，除《清实录》有军机处奉上谕，简任长庚为伊犁将军调查此案的记载外，《清史稿》以及《新疆图志》都没有记述与此案有关的任何内容，使伊犁官钱局的亏空案与色楞额的死因扑朔迷离。多年来亦鲜见有任何研究文章论及此案，这应该与档案史料的欠缺有直接的关系。

简介：清代江苏泰州文人俞楷与著名回儒学者刘智往来密切,通过作序、推介、点订、校雠等具体活动参与了刘智多部著述的出版。通过考述俞楷的生平,特别是其宗教信仰、文化活动与创作风貌,既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位古代文士,也可以借此管窥其时中国江南文人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与独立自信的精神风貌。

简介：阎锡山执掌山西政权后,提出了振兴山西的计划。面对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情状,山西省政府通过改铸钱币、摊筹资金等方式募集到初始建设资本,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短短几年间就筹办起涵盖金融、交通、工矿等多个行业的十多家单位。1936年,阎锡山将这批单位统称为“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采借并改造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治理机构包括督理委员会、董事会、监察会和各县监进会等“四会”,这种治理模式既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又不同于家族公司,然其不仅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又有着家族公司般的高度集权。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促进了太原工业化,加速了太原的城市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