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鸟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鸟类种群数量的变化与栖息地环境质量密切相关。每年的春季,寂静的天空开始热闹起来,一群群不同种类的鸟儿沿着它们既定的航线,列队从南方向北方,进行着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迁徙。鸟类是权威的生态鉴定师和体验者。鸟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鸟类种群数量的变化与栖息地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它们在每年循环往复的迁徙过程中,从高纬度冻土地带飞越到低纬度的热带地区,或者相反,

简介：大千世界,亿万物种繁衍生息。如果说人类是天地的精华、宇宙的灵长,那么鸟类就是自然界最美的精灵,世间的宠儿。鸟是自由的天使。它们能翱翔天宇,能潜游水中,也能在林间跳跃欢舞,在天地间留下美丽的倩影。鸟是歌唱的能手,演奏着悦耳的旋律,或鸣啭、或啁啾,仿佛琴弦上跳动的音符,奏出优美的乐章,礼赞生命的珍贵和独特。优雅的天鹅、美丽的孔雀、可爱的企鹅、小巧的麻雀……这些人类的朋友,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人类一道,

简介：本文从书籍的形态与装具、书帙的材质样貌、帙与卷的关系等方面对书帙进行考察。简牍时代至纸时代早期的书籍一般为卷轴，书栀与书帙是其装具。书栀的材质为木，适合收装简书。书帙的材质为织物，适合收装帛书，後来也收装卷轴形态之纸书。约自东晋起，有关“帙”的记载明显增多。从时间上看，此与简牍之废、纸书盛行以及聚书风气的兴起是一致的。其时，竹帙广泛使用，以“帙与卷”来记录数量成为书籍目录的通例。“帙”是“卷”的上一级计量单位，但其容卷数不定，且有异书合帙的现象。南朝以後，书籍目录不再以“帙”为计量单位，但书帙仍是卷轴形态之纸书的重要装具。

简介：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他对＂禹＂的研究,尤其是被人们并不准确概括的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在当时遭到了极大的非议,直到如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仍然把这件事当做笑料来谈。＂禹是一条虫＂即是说,＂禹＂是动物,它只是一个氏族的图腾。作为氏族图腾的＂禹＂,只是一个氏族或者是氏族首领的称号,而非一个人的名号。这样的认识,正是解开关于＂禹＂的身份的钥匙。

简介：分派庶吉士学习清书,是清代特有的政治制度之一。其起自顺治,迄于道光,发展过程本身反映了满语在清代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和朝廷内部的满汉关系。清书庶吉士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便利满汉之间的交流。初选时,对人员的年龄、体貌有一定的要求。其数量随着朝代更迭发生变化,由于汉语的普遍使用,每科人数由最初的数十员减少至四五员,皇帝对其考查也日益松懈。乾隆之后,清书庶吉士的实际效用日益减少。清书庶吉士与汉书庶吉士在馆选、教习、考试、散馆上均有不同,但出仕后升迁状况并无明显区别。学习满语的汉族庶吉士的满文水平不一,优者足可召对,亦能翻译书籍;劣者往往因此被黜,遂对此政策有所怨言。

简介：麂子：知汝今年已十岁，有知识，读古人书，当晓其道理。如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须问先生，略识大意。至于事亲当孝，事君当忠，事长当顺，处友当信，接人待物当诚敬有礼，此不待问而知也。雇子、麝子尚少，当步步友爱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疏慢．言动起居皆须以礼。不可一刻造次。闻小儿辈谈俚语鄙事，则正色待之。

简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的那样：“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问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的坚定信念、高尚品德、深厚修养，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都与他勤奋好学，“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读书是密不可分的。周恩来与书同行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读书经验。

简介：杨凝式（八三七年-九五四年），字景度，五代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居洛阳，官至太子少师，后人又称“杨少师”。长于诗歌，擅书笔札，相传他“遇山水胜概，辄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二）.

简介：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并给予理论阐述，即他的《方志立三书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简介：《旧唐书》传世各本之中，嗣雅堂钞本是一部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早期文本。该本大致抄成於明代中后期，所据底本则源出南宋绍兴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较之明清两代通行刊本，钞本更为忠实地保存了《旧唐书》的原始文本面貌，可与唐宋时期诸多同源文献记载相印证，从而为《旧唐书》的校理提供新的版本依据。

简介：我与曾彦修可算是两代人，彼此有距离。他在上海编书时，我认识他，他可能不记得我。1978年，他是大百科总社的领导成员。我是大百科上海分社非领导成员，接触很少，只是一起开过几次会。他是杂文大家，我是杂文不成家。他指导我写杂文，大概有两次，一次在杭州，另一次在北京。可是，他到人民出版社以后的1984年，我到人民出版社办别的事，因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曾老。当时他命我坐下来看他写给胡乔木的将近三万字的申辩书，还谦虚地叫我给他提意见。

简介：在我国,鸳鸯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视为永恒爱情的象征,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表率。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编纂的《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南山一树桂,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无名氏《古绝句》）的诗句。

简介：学界认为《魏书·昭成子孙传》已经亡佚,今人所见乃是后人依据《北史》所补。事实上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并非是后人以《北史·魏诸宗室传》补成,相反《北史·魏诸宗室传》的相关记载是由《魏书·昭成子孙传》删略而成。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较之《北史》同传内容多出的＂溢出字句＂绝非以他书＂附益＂而成,而《北史》多出的内容则颇多讹误,当为李延寿据《魏书》所加。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也不是出于《高氏小史》、魏澹书或者《修文殿御览》等书,其书法也与《魏书》其他部分相同而与他书大异。《魏书》相关卷末的散佚情况,我们在宋人校语的基础上还必须作进一步的辨析。

简介：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深远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舞蹈《东林书魂》中的东林指的是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而东林学者代表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激励了众多学子,对促进我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随着历史的演变,中华人民的民族魂逐渐根深蒂固,愈演愈烈,不仅在精神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更是让中国在潜移默化中拥有了不可撼动的民族凝聚力,也正是这些历史的瑰宝成为编导创作该作品的灵感来源。整个舞蹈从人入手,表现出书生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弘扬了古代文人自强不息、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

简介：本文以清代诗人吴雯的一件传世书法作品—《送徐道冲之粤东》为切入点，结合文献，考证其诗受赠者徐道冲的生平家世，收集散见于各种史籍中的徐氏记载，力图以还原一个距今300多年的湮没无闻的士人生平为标本，尝试进行艺术史研究和文献笺注学的关联考证。

简介：陶廷杰：刚直潇洒书忠信陶廷杰（1785-1856）,字子俊、涵之,号莲生,贵州都匀府（今都匀市）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拔贡,次年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西主考官、广东学使、湖广道监察御史、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秉性刚直,敢于直言上谏,不避权贵,为官清廉。曾主讲贵山书院。

简介：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简介：对于中国传统礼制的演变,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序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认为三代的礼乐能够推行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而唐朝考订礼文甚备,贞观、开元之间的礼仪实践也很兴盛,却不能追踪三代,是因为“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所以说唐代的礼乐已成“虚名”.

简介：《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倒书现象，自清代汪越以来，不少学者参与讨论，发表了不少意见。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倒书有特别的用意，一派认为没有。但多数学者仅是从传世文献入手，更多的是分析倒书文字的内容，或通过分析表的真伪来立论。所得结论，合理不合理的成分均有。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各地陆续出土了大批的秦汉简牍，有一些简牍上便写有倒书。因为《史记》有很大可能最早是写在竹筒上的，所以出土文献中的倒书就为解开《史记》中的倒书现象提供了新的材料，可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利用出士简牍对倒书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旨在发现更多的证据，提出新的可能，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努力。

简介：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