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我国新生儿脐带结扎(UCC)现状及实施延迟脐带结扎(DCC)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我国华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和东北7个地区中,以2∶1比例随机抽取2~3个省,共计16个省的126家医院。以这126家医院工作的新生儿科医师、产科医师及助产士/师为调查对象。本研究自行设计《新生儿娩出后脐带结扎方式调查问卷》(以下简称为《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①被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②被调查对象对DCC的认知程度;③被调查对象认为影响DCC实施因素等。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结果①最终回收《调查问卷》为5 005份,其中,来自综合性医院的符合填写要求《调查问卷》为2 280份(45.55%),妇幼保健院为2 725份(54.25%)。5 005份《调查问卷》中,由助产士/师、产科医师、新生儿科医师填写分别为2 253份(45.01%),1 541份(30.79%)和1 211份(24.20%)。②回收的5 005份《调查问卷》中,知晓DCC相关知识者为4 325位(86.41%),实施者仅为921位(18.40%)。③被调查者主要从专家讲座(62.87%)、科室规范(53.50%)、文献检索(42.94%)和国际指南(40.00%)等途径获取有关DCC相关知识。④对DCC实施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院类型(OR=0.530, 95%CI:0.355~0.837,P=0.006),医院等级(OR=0.450,95%CI:0.364~0.556,P<0.001),分娩方式(OR=35.772,95%CI:20.753~61.660,P<0.001),是否早产(OR=3.914,95%CI:2.178~7.033,P<0.001),认为操作是否便捷(OR=2.577,95%CI:0.001~0.014,P<0.001),是否有科室规范(OR=1.187,95%CI:0.767~0.838,P=0.015)和认为能否便于新生儿窒息复苏(OR=0.021,95%CI:0.010~0.142,P<0.001)是DCC实施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目前,临床工作者对DCC的知晓率高,但实施率低。临床实施DCC的影响因素较多,在中国建立明确的实施DCC指南或专家共识,对优化产科新生儿分娩的UCC临床实践非常必要。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外科医师对于肠造口管理的观念、重视程度、手术策略及操作习惯。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应用问卷进行调研。调查全国范围内涉及肠造口手术的各级医院。目标科室包括普通外科、胃肠外科、肿瘤外科、急诊及其他涉及肠造口手术的科室。调查对象需为住院医师及以上职称并参与过造口手术的外科医师。问卷包括肠造口相关的5个维度:人员资质及科室培训、对造口并发症的重视程度、造口定位与造口位置选择、造口手术习惯、操作细节和对造口相关技术了解及使用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间,通过微信链接或二维码方式共发送调查问卷488份,回收467份(95.7%)。应答医院196家,涉及26个省份地级市。参与调查的医师在三级以上医院426人(91.2%);所属科室包括:(大)普通外科130人(27.8%)、胃肠外科210人(45.0%)、肿瘤外科116人(24.8%)、其他涉及肠造口制作的科室11人(2.4%)。副主任医师以上311人(66.6%)。结果显示:(1)培训情况:在所调查的医师中,造口技术获取途径多为“导师或高年资医师传授”(83.3%,389/467),其次为“传授+图谱”(44.8%,209/467)和“自己摸索、不断改进技巧”(42.0%,196/467)。(2)造口并发症认知情况:99.4%(464/467)的医师都关注到了造口并发症与手术操作的相关性,46.7%(218/467)的医师认为所列举出的并发症均与手术操作有关。61.0%(285/467)的医师遇到过需要二次手术干预或危及患者生命的造口狭窄或梗阻。其次,79.0%(369/467)的医师认为,造口技术本身与并发症“密切相关”或者“比较有关”,且“大多可以避免”。仅有58.7%(274/467)的医师参加过肠造口并发症预防及治疗的讨论与培训;99.1%(463/467)的医师认为,医师和造口治疗师的联合培训以及并发症讨论有必要并亟待开展。(3)造口手术操作部分:未按照定位进行造口的主要原因分别为“造口定位不能兼顾戳卡孔(56.1%,262/467)”,“按永久性造口定位了临时性造口(50.7%,237/467)”、“定位错误或不合理(43.3%,202/467)”。(4)肠造口相关技术情况:知晓率总体较高,但常规采用率整体不高。其中,技术知晓率不足75%的有“管状吻合器造口”(64.1%,257/401)与“造口旁负压引流”(44.1%,177/401)。而在使用情况上,分别有65.6%(263/401)和56.4%(226/401)的医师在“永久性结肠单腔造口”中与“袢式回肠造口”中常规采用“黏膜外翻缝合技术”与“支撑棒”。对于预防性造口和永久性造口的固定及缝合层次上,较为认可的是缝合“腹膜(或后鞘)”(68.3%,274/401)、“前鞘”(54.4%,218/401)和“皮肤”(80.6%,323/401),较为有争议的是“皮下组织”的处理,分别有26.7%(107/401)和32.7%(131/401)的医师主张缝合。有81.5%(327/401)的医师认同缝合操作并发症的发生“不在缝合多少,主要看技术水平”。结论造口手术并发症与外科医师认知及操作相关,造口相关观念、造口手术操作习惯及造口管理异质性较大,造口专项培训不足,造口手术和管理规范化及相关研究势在必行。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父亲在母亲受孕期间使用抗抑郁药与子代早产、畸形、自闭症谱系障碍和智力残疾之间的关系。设计利用回归方法和阴性对照进行观察性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地点瑞典全国。参与者收集母亲在2005年7月29日以后受孕,并于2006—2007年出生的170 508名儿童,随访至2014年,儿童年龄为8~9岁。该队列中3 983名儿童的母亲受孕期间(即从受孕前4周到受孕后4周)父亲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164 492名儿童作为对照组,父亲未使用抗抑郁药物;2 033名儿童作为阴性对照组,受孕期间父亲未使用,但在母亲怀孕期间使用抗抑郁药(即从受孕后4周到分娩)。主要观察指标早产、出生时诊断畸形、自闭症谱系障碍和智力残疾。结果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显示,与母亲受孕期间父亲未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对照组相比,受孕期间父亲使用抗抑郁药物与早产[调整比值比(OR)= 0.91,95%可信区间0.79~1.04]、畸形(调整OR= 1.06,95%可信区间0.90~1.26)不相关。Cox回归分析显示,母亲受孕期父亲使用抗抑郁药物与自闭症[调整风险比(HR)=1.13,95%可信区间0.84~1.53]、智力残疾(调整HR=0.82,95%可信区间0.51~1.31)不相关。在母亲怀孕期间父亲开始抗抑郁治疗的儿童中,所有结果都相似,除了智力残疾的调整HR有增加(调整HR=1.66,95%可信区间1.06~2.59)。与母亲怀孕期间父亲开始抗抑郁治疗的2 033名儿童相比,受孕期间父亲开始抗抑郁治疗的3 983名儿童在早产、畸形、自闭症方面没有差异,但是智力残疾方面表现出风险降低(调整HR=0.49,95%可信区间0.26~0.93)。结论母亲受孕期间父亲服用抗抑郁药物对于子代早产、畸形、自闭症或智力残疾等4种主要不良结局是安全的。
简介:摘要儿科疾病的规范化诊治与管理高峰论坛——第二十届全国儿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病会议于2021年11月12至13日在线上举办,内容涵盖多种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既对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进行了详细介绍,更对诊断和治疗过程提供了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