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内涵丰富,重点回答了由谁治理和怎样治理两大基本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国家治理的主体向度上,他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调动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国家治理的方式向度上,他强调不搞运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靠制度治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党的领导是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克服'运动式治理'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民主和法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简介：国家治理的过程是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前者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后者表现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价值目标是生态文明,其具象化目标即美丽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性决定于其伦理合理性,而伦理合理性又决定于明确、合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定位。顺应生态伦理的生态治理为国家治理生成合法性,不仅因为生态治理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并致力于实现生态正义,还因为有效的生态治理满足善治的全部条件。

简介：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又该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

简介：国家治理体制是与治国理政直接关联的国家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巩固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实现新突破的保障。现代化国家治理体制具有适应性、科学性、民主性、发展性和规范性等特点，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此，必须坚持四大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推进；坚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

简介：邓小平对国家治理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经济治理的关键是协调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的关系,走市场经济道路,注重经济民主;政治治理上要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切实推动党政分开;文化治理要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对待外来文化既要开放又要有所选择;社会治理同样要注重民主和法制建设,其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风气,必须抱着开放、包容、谦虚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治理制度;生态治理要注重科技应用和科技创新,要规范化和制度化;党的建设要注重改善党的领导,坚决惩治腐败。邓小平国家治理遵循的原则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人为本。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要有坚定的方向和原则,科学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秉承改革开放的战略思维,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科学发展为核心,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简介：在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是建立在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大小”“强弱”关系,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如“政治衰败”“失败国家”等一些国家治理质量低下的现象甚至引发全球性危机。我们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更为积极的功能和价值,构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符合国情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话语权。

简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所包含的能力性质、能力范围、能力体现，合称为国家治理的道德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力的现代化，其伦理意蕴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道德能力、治理过程的道德落实、治理客体的道德塑造以及治理的国际伦理意义等几个方面。

简介：杨卓华在《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8期撰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是·项全新的、开创性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看法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治理国家的实践十分短暂,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苏联进行了探索,积累一些经验,也犯了严重错误,未能解决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

简介：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政权创建到国家治理转变的一个标志性阶段,国家治理尚无经验可循。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智慧,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开展国家治理实践:坚持以《共同纲领》为政策归依和行动指针,治西南、聚人心,求取最大社会公约数;明确以反封建为切入点,通过确定反封建的任务、明确'四个数字'破解难题、深入开展源头治理等措施,从源头上推动社会治理;坚持以基层政权建设为根本,领导组建和巩固基层政权、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民众参与政权建设,抓住社会治理之关键环节;坚持以人民为出发点,推动民主治理、实现廉洁治理、加强依法治理,探索国家治理的正确途径,顺利完成了建政初期党中央赋予西南局的重要使命。

简介：本文主要以林尚立、周雪光、冯仕政、蔡禾等学者有关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有效性研究成果为基础,将中国国家治理理解安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进程、模式和有效性等,论证创新逻辑才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历史实践、模式和有效性的有效范式观点。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历史命题,改革开放是政治命题,创新是国家治理命题”是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脉络。

简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全面发展的系统化工程,它与文明城市创建之间存在内在相关性。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提出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文明城市创建也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因此,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创建工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来引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能够极大地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的整体进程。

简介：

简介：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成正比,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之间难以实现有效对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亟待提高,城乡公共文化与公共安全非均等化较为突出等问题依然存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亟需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统筹管理,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多元有效供给机制,增加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步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简介：政治文明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时代话语之一，表达了中华民族建设昌明政治的愿景。这一言说具有中国发展的独特意涵，包含了告别政治野蛮的决心与信心，最终指向尊重与保障人的价值，实现人类幸福的共同追求。中国独特的发展历程是政治文明话语存在并得以张扬的现实基础；人类制恶求善的观念体系及其外化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民族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存共生，是实现中国现代政治文明诉求的内在依托与保障，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就必然是这样的一个体系：在民族自我发展基础上的政治观念、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有机统一的同质化体系。

简介：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之所以屡遭非议和曲解,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扬弃了近代以来主流政治学说所依据的自然法传统。在黑格尔看来,古典自由主义者从契约论出发把国家看作是个人权利的消极保卫者,其内涵等同于处于应急状态中的市民社会,黑格尔因而称其为外部国家;它不但保留着自然状态的残余,甚至还会产生和加剧诸如腐化与赤贫相伴的现代性危机。与之相对照,黑格尔所神化的内部国家或理性国家以实体化条件和制度化机制来整合和保障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性的自由,并将其扩展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和高度。黑格尔对于自然法传统的这一创造性转化不但用主体性的自由取代了现代权利观念与国家制度的自然基础,而且为建构当代的正义规范理论、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范本和思想准则。

简介：国家的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组织现实主义国家理论述评杨雪冬组织现实主义（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流派。该流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等观点，以及采用的实证方法和...

简介：重读马克思，可以看到，与列宁国家学说不同，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深层次本质是新社会观。马克思以充分认识到社会决定国家作为起点，而在终点上通过主张国家将会消亡，他最终推崇的是社会的本源意义。对于马克思来说，终点意义上的社会有别于最初决定国家产生的市民社会，它以实现了无冲突的和谐社会作为重要特征，这也是他之所以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目标的主要原因。

简介：

简介：西欧国家投票权扩大的历史背景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者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后者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民族国家构建中通过战争等方式并入的新的群体，以及在社会结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打着民主的口号要求本来属于贵族特权的投票权平等化，从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了对抗和紧张关系。而国家所采取的积极性回应——逐步开放投票权，则缓和了民族国家的这种对抗和紧张关系。西欧国家投票权开放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激进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竞争模式。尽管存在着道路上的差别，但它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都实现了投票权的平等化。投票权的平等化除了暂时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级与利益边缘阶级之间的冲突之外，还有着更加长远的积极意义，它以民主的名义把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和族群整合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认同——民主国家认同。

简介：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类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同时,国家也正发生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国家的后现代转向不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设想,而是已经来临的事实.国家的后现代转向表现为两个基本趋势:其一是国家的某些职能让位给非国家组织,即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产生于社会的国家正在回归社会;其二是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能让渡给超国家机构,超国家机构及其活动--跨国政治与跨国行政正在发展.人类必须认清国家后现代转向的事实,以便科学确定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