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采用《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评定量表》对60名被试进行研究,区分出社会性发展良好、中等和迟滞的被试。接着采用行为实验的方式考察社会性发展水平对被试交往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社会性发展的总体水平只对被试与女性互动对象互动的面部表情上产生影响,而社会性认知、社会性情感和社会性行为水平对被试与不同性质个体互动的某些行为上产生影响。第二,社会性发展的总体类型对被试面对不同互动对象的同一行为反应上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有限,仅在面部表情上表现出性别差异;而社会性认知发展类型和情感发展类型对不同互动对象的同一行为表现出有限的影响。第三,社会性发展迟滞的大学生在实验中表现出对实验任务冷漠或过度热情的现象。
简介:伦理型领导能否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浙江移动、上海中兴通讯、盛大游戏、浙江烟草等多家企业的207名基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伦理型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伦理型领导对促进产品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诚信公正、公益责任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伦理型领导对塑造良好的伦理气氛有显著的正影响;(3)组织伦理气氛对伦理型领导与企业社会责任在以上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制度导向的伦理气氛在伦理型领导与产品责任、公益责任、环保责任、诚信公正之间均担当中介角色;关爱导向伦理气氛则只在公益责任、环保责任、诚信公正间存在中介作用。
简介:由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自身所包含的主体、客体以及原则具有相当的异质性、抽象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因此,我们需要科学、易懂、便于操作的评价工具来梳理当下社会的公平正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在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分析视角延伸到中国地市级罢面,深度分析省际及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差异程度。通过2002-2010年间的数据分析,我们推断,在宏观层面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相关客体的整体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在地区间差距上,社会公平正义相关客体资源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均衡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公平正义的内部结构上,我国“结果公平”因素的发展远远领先于规则与程序正义和机会公平。
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简介: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论著,其“制度不羞辱社会任何一个人”的伦理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设计具有借鉴意义。城市新移民市民化的制度藩篱主要有:二元户籍、土地、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上述制度许多方面有违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对照马格利特正派社会的伦理原则也不相符。要建立公平正派的社会伦理规范,首先,要建立不羞辱和有自尊的社会伦理;其次,营造公民社会的宽容和共存的社会氛围;第三,形成在正派社会中学习认同的规范。在制度设计方面,要注重整合顶层设计,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行土地制度及联动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平教育制度,以助推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目标实现。
简介:以前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以敬天、怀土、追远、亲仁、顺命、勤俭、和乐等聚合性要素,从思想、制度、德行、技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维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以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以改命、变通、为学、为政、作工、谋利、出游等离散性要素,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后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力量,其中的敬畏、仁义、惠民、反哺、互补、怀乡、和乐等回向性要素,被用于维护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和利用的资源,其中的去界、通同、平等、公业、爱国、和合、大同等统合性要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文化上体现了儒学自身的张力和活力,体现了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和交流,体现了儒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滤透和支持。儒学与农村社会为中国人提供食粮和家园,需要在开放和流变中保持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