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境界。主要包括: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的认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须提高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简介：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军事斗争的辉煌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战争形态不断演变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灿烂光辉并没有丝毫暗淡,依然是我们创新发展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础,是研究和制胜现代战争的强大武器,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科学指南。

简介：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辩证思考治国理政问题，就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维，如有预判高度的战略思维、多角度认识的辩证思维、根本性思考的法治思维、全面谋划的系统思维、有备无患的底线思维和打破常规的创新思维等。这些新思维既从战略上思考，又从战术上谋划，贯穿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新形势下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行动指南。

简介：近些年来,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掀起了一股新的虚构主义热潮。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汉斯·费英格就在《＂仿佛＂哲学》一书中强调了人类知识中虚构的价值。由于亚瑟·法因的发掘与宣扬,费英格的＂仿佛＂哲学对当代科学建模讨论中的虚构主义立场影响尤深。科学建模作为对世界的想象描述通常是故意为假的,因而在科学虚构主义与科学实在论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紧张关系。然而,无论我们选择对于虚构的真值条件学说,还是功能学说,科学虚构主义并不与科学实在论相抵触。尽管法因的解读有失偏颇,但阐明费英格哲学的实际影响有助于明确科学虚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基本内涵与根本特点。

简介：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在这个语境中,科学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将哲学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出去,因而科学与哲学是对立的;“科学”意谓一种各门学科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标准,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是“科学”;拥有“范式”是科学最根本的特征,唯物史观尚没有成为历史观领域中的“范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理论理想和理论使命就是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简介：张珊珍在2017年2月27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毛泽东重视总结经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勇于实践，敢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创新、不断进步，做好各项工作。总结经验就是在实践和再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认识和再认识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地使认识升华和发展的工作。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了具有高超的理论水平外，还一贯重视在战争中学、

简介：陈昭启在《学海》2016年第4期撰文认为，毛泽东判断“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从一维界定向多个维考量转变的，主要包括接受、运用和发展三个层面。首先，他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这就必先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因为立场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愿意参与革命以及参与革命的决心，是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提。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注重抓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

简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在综合考量人民主观需要和社会客观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重大判断,并赋予了以人民为中心鲜明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定依据和发展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是衡量新时代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简介：超扫描技术主要依托功能磁共振成像、脑电图、近红外光谱成像等设备对处于社会互动中的两人或多人的大脑神经机制进行同时扫描、记录并分析，具有较高生态效度。近年来关于超扫描技术的研究应用已涉及社会神经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信任与公平、合作与竞争、模仿与动作协调以及表情手势及言语交流等。但这些研究结果尚未得到总结，一些结果还存在分歧与矛盾，加之超扫描自身的复杂性都需要研究者在未来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与讨论。

简介：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源于他漫长的卓越革命实践,同时也学习、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总结和践行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方法。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可浓缩为＂求实、求是、求活、求效＂四个词。在日常工作中,邓小平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深入访谈,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又能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在领导方法中,他总是把立足当前与谋划未来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善于总结前人,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关系,能够非常准确和科学地对时局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正确的决断。

简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这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问题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呢？学界发表了不少见解。我以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相对于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几个孤立的组成部分且自成体系而言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孕育、形成以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又经历了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各个阶段之间又不是断裂的，而是前后相继且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不能仅以某一阶段的观点和文本为标准来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

简介：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判是现象学和技术哲学中的经典案例。他所动用的现象学资源包括胡塞尔的意向性和＂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在世＂、梅洛—庞蒂的知觉和身体理论。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视角来看,德雷福斯的＂海德格尔式的认知主义＂是典型的对现象学的＂美国式挪用＂,而他将哲学化约为科学造成了哲学与科学的＂短路＂,从而错失了现象学（或哲学）的超越论的维度。

简介：以124名本科生为被试，通过划分利手程度（实验一）与添加眼动刺激（实验二）的方法，系统考察了大脑半球互动对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与强右利手被试相比，混合利手被试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测验上的得分更高；（2）与非眼动组被试相比，眼动组被试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测验上的表现更好；（3）大脑半球互动与问题情境在灵活性品质上存在交互作用，大脑半球互动对开放性问题灵活性品质的影响大于封闭性问题。

简介：马克思一直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实证科学”,但他以辩证法构建的“实证科学”实际已经颠覆了传统知性科学的核心原则,是以“批判性”为核心特征的大写的科学。这种“批判的实证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研究领域知性方法的肤浅性,社会实在作为无限性的存在,不能由知性逻辑把握,只能在辩证法的批判逻辑中否定地展开。“批判的实证科学”既超越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科学范式,也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它作为“新世界观”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呼唤着一次新的精神革命。

简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邓小平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邓小平完整阐释了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涵，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是有差别的普遍富裕、是由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是从低级共富向高级共富不断发展的过程。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对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止两极分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思想、霍克海默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以及马尔库塞“社会生产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等思想。哈贝马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政府干预的视角,认为科学技术掩盖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问题。这对于我们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互动共进具有重要启示。同时,哈贝马斯夸大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混淆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值得警惕。

简介：为了应答意识形态斗争、科学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恩格斯晚年创作了《自然辩证法》这部手稿。去世前,他将之划分为《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四个部分。这是一部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等问题的著作,是一部立足于劳动搭建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桥梁的著作。它首次较为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等问题,勾勒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轮廓。今天,学习这部经典,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加强自然辩证法教育、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毛泽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基本内容构建主要包括三方面：确立了党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绝对领导方法，力行党对军队组织制度和军队干部管理的绝对领导方略，坚持党对军队作风建设的绝对领导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解读毛泽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秉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简介：对于新理学＂负的方法＂,目前学术界常认为其来源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以逻辑分析贯彻始终的新理学,不能直接容纳以直觉为特质的＂负的方法＂。众所周知,＂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但它与新理学兼容的关键,却在于它的基本形式是逻辑分析。就逻辑化的＂负的方法＂而言,它的中国哲学来源是道家和禅宗在语言层面的破执法,即内涵为空的形式命题和应机语用法。实际上,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虽都是＂负的方法＂,但前者是以逻辑分析间接地呈现形而上学中的神秘部分,而后者则直面神秘本身,亲身获得直觉感知,这是逻辑分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之间存在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