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今年6月，我受安徽大学中文系邀请，前去主持博士论文答辩及讲学。在合肥的几天里，道彬一直陪伴左右。道彬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因这双重身份，他热情地接站、送行，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简介：迄今为止，对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考据学成就进行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加强对俞正燮考据学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重大学术价值。

简介：本文首先对考据学的内涵作了界定，然后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作者认为前人关于清代学术或经学的分期、派别的意见，只能作为探讨清代考据学分期、派别的参考，而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分期，作者认为应分四期：第一期为清初期，包括顺、康两朝，特点是“汉宋兼采”。第二期为清中期，主要包括乾、嘉两朝，作为过渡，雍正朝亦可划入，此期为考据学高峰。第三期为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此期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第四期为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第三期的评价和第四期的划分，尤为本文新见。关于派别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清初期浙东、浙西两派的划分无异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中期，作者认为传统吴派、皖派、浙东学派的分法，适用于考据学，而扬州学派的划分颇多混乱，在考据学上尤其难以成立。根据本文提出的构成学派的三个条件来看，扬州学术实为皖派戴学之流衍，并没有多少创新，根本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特别是从考据学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所以，当如刘师培在皖派戴学之后附论扬州学术为妥。

简介：王门后学的异端化倾向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相沟通,引发了近代唯意志主义的泛滥。康有为在其主观主义、＂六经注我＂式的＂考据学＂中,所发挥的公羊学体系矛头直指儒家天命论传统,以跪着造反的方式完成了与前者的历史性合谋。梁启超在心体的意志论蜕变与心本论重设中,构成了近代心学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环节。

简介：黄仲则是乾隆朝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镂心苦吟，“并力作诗人”，以求自异于众。乾隆中叶，朴学兴起，黄仲则徘徊于诗歌与经术之间，面临着艰难的人生抉择，最后回归诗文“小道”。其诗被时人及后世论者推许为“诗人之诗”。然而，在朴学大盛之际，他未能与时代学术相割裂，深受考据学影响，以学为诗，以学入诗，开辟出一条融性情与学问合一的诗歌道路。本文考察考据学兴起过程中黄仲则诗心的变化与诗歌艺术的嬗变，揭示其诗歌与考据学的关系及艺术特征，并对“诗人之诗”的历史定论进行了辨析。

简介：20世纪以降，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化。新考据派学人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也就是学术独立，远离政治。在求是与致用的问题上，力主求是，而不求致用，这一学术旨趣在抗战前的民国学界占据主流。抗日战争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此派学人的治学发生转向，认为纯学术的研究是一种浪费，转而注重学术致用，以学术服务国家，为抗战出力。此种转向，一方面使史学紧扣时代，担负起史学的致用功能，一方面又偏离了学术的求真宗旨，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学术与政治的两难恰好证明二者密不可分的一面。

简介：是惠栋用易理对中庸的注解,该书实际体现了惠栋的许多学术特色,其考据学特色表现为:1.复经书原貌.2.考典章制度.3.述微言大义.而其思想特色则表现为将中庸的思想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在注解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易学思想完整地表达为:乾元经过择善积善的过程最终达到既济的理想境界.

简介：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文化高压专制与君主集权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而这非清朝所独有。清代的文字狱与考据学兴起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分析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宜从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方面着手思考。清代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不仅有助于考据学的兴起，也能支持考据学盛行。这些积极的因素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应该隐埋在消极的文字狱背后。

简介：　　关键词乾嘉学派汉学考证词学　　　　一、乾嘉学派与乾嘉词坛　　　　乾嘉汉学作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乾嘉学派不但为清代词学的建构提供了考证的方法,在词学方面则催生出词籍整理、词韵修订、词律编纂和词乐研讨等重要的研究内容

简介：如王昶词,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词说》（一）

简介：《通雅》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方以智(1611～1671)的代表作，向以“考据精核”见称Ⅲ，卷首三卷，包括《音义杂论》、《读书类略提语》、《杂学考究类略》、《藏书删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相当于学术通论；正文五十二卷，又分疑始、释诂、天文、地舆、身体、称谓、姓名、官制、

简介：本文探讨了目前学术界对惠栋史学研究中所忽略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惠栋在乾嘉历史考据学中的地位与影响问题。《后汉书补注》是惠栋治史的主要成就,但在此之前,其稿本《后汉书训纂》则多为学术界所忽视。从《后汉书训纂》到《后汉书补注》的转变,标志着惠栋史学考据的确立,从而开启了乾嘉历史考据学时代的序幕。二是惠栋治史的动机问题。惠栋对《后汉书》的整理与其治经宗旨密切相关。惠栋的史学一方面成为其经学考据的工具,另一方面惠栋又进而能以古通今,在关注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中,深化了对史学功能的认识。

简介：周汝昌先生创造的“悟性考证法”实质上就是红学史上索隐派早已用滥了的索隐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用考据学的方法去解读文学作品的文本，将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等，与实际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对位，从而得出一些非常荒唐的结论，使自己的红学研究陷入“新索隐”的泥潭。

简介：论文从六个方面总结了新文学考据要注意的问题。论文认为,新文学考据要注意初版时间和出版处,要凭借该书初版的版权页;在著作中插入新文学作品初版封面时,要认真考据;录著版本,编书目,不能凭版权前后那些书籍广告,要依据书籍本身,广告均为二手材料,只有参考价值;同时要慎用回忆性材料,不能认为近似就下结论,同时要注意避讳问题。

简介：周汝昌被人们称为考证派新红学的“集大成者”，但周先生的红学考证却不是真正考据学意义上的红学考证。真正的考证是视证据为生命，一切从证据出发，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而周先生却发明了“悟性考证法”，只讲“悟性”不重“证据”，专做“证据不够的推求”，把那些属于史学范畴的实证问题，强行演化为“见仁见智”的学术是非之争。

简介：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作为主流话语,主要表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而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实事求是者＂）,其所采用的阐释方法（＂求＂）大致可分为两个：一是由训诂通义理来弥合语言性断裂,另一是以剥皮主义来弥合脉络性断裂。不过,这两种方法都必然遭遇到瓶颈问题。

简介：乾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朴学考证时期。以语言文字训诂考证进行经史研究,故被五四运动后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人视为科学方法及理性精神之先驱。本文则从当时人喜说鬼狐仙怪事迹的现象,做不一样的考察,发现另一副面貌的乾嘉时期。由乾嘉时期士大夫喜说鬼狐仙怪故事,可以发现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科学理性观。理性与信仰并存,或交互为用,纔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精英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鬼狐故事时所显示的伦理观,非特与庶民无异,抑且为世俗命定果报信仰之热心传播者。在宋明理学已渐丧失其伦理规范意义,经史考证又只是知识技艺的时代,信奉此种通俗儒道佛理,并以之教化民众,便成为士大夫自觉可以努力之工作。其宣化之方式,主要是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或戏曲、宝卷、歌谣等,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民间“善堂”奠了基。突破了经学视域,转由文学去看,纔能观察到这许多有趣的现象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简介：陕西一带的大小博物馆都藏有数量相当丰富的秦汉瓦当，以动物瓦当和吉语瓦当数量居多。瓦当上的吉语，如“长乐无极”“长毋相忘”，现在读来仍觉得情意绵绵。本文分四部分，就乾嘉时期瓦当大藏家交游、瓦当时价起伏、金石藏家互赠拓本以及拓本的制作进行了详细论述。

简介：学术短论

简介：自明朝中叶开始，王阳明的“心学”崛起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朱学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到了明末清初，以黄宗羲和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潮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成为学术主流。在继承与抛弃的基础上，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风靡学界，以致“人人许郑家家贾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学术界为何会经历两次转变，这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针对这一问题，文章主要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探讨两次学术转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