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价值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也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西方的普世价值论以价值的个体性代替共同性、一元性取代多元性;习近平的共同价值论则强调个性与共性、自身一元与世界多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种统一,各国倡导“共同价值”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满足共同需要、实现共同利益,也就不会构成国家价值安全威胁。价值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立足共同价值,尊重不同价值体系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实现多元价值体系的和谐共存。维护国家价值安全并不仅是关心自身安全,也须在尊重价值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共同性,强调世界各国围绕共同利益以实现共同安全,遵循“彼此尊重,平等相交”“合作共赢,共生共荣”“共建共享,权责共担”的行动准则,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简介：社会必须集结凝聚一切向善的人们及力量,以祛除为害社会的种种邪恶的势力。具体的善虽有特殊性,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善的价值整合也是与时其进的,在科学技术大力进步的今天,各方善价值的整合必须应对由科技被“恶”意使用而带来的后果,经济的一体化和人类发展的全球化为善的价值整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善价值整合的强大推动力量。

简介：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简介：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简介：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打倒“旧道德”和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先锋,他的“无后主义”是其反传统伦理的一个极端表现。这种主张虽然在“五四”时期尽显新异,但是却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难。胡适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批评儒家的“后代”观念,通过否定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提倡社会不朽论,以一个娶妻生子并且躬行孝道的形象宣扬无后主义和否定孝道。无论胡适的无后主义还是非孝思想都是一种错位的思考,不仅他的学说本身内含无法化解的矛盾,而且他的理论与实践也相互冲突。

简介：福柯批判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意义的阐释,但他同时也肯定并拓展了康德在自我批判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福柯发展出一套自我关怀与治理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直言'的实践形式。'直言'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具有坦率、危险、真理、批判、责任的特征,并与'关照自己'产生密切联系,这种实践技艺致力于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进而指导个人步入政治领域而治理他人。福柯运用'直言'这一古代形式来回应当下现实,让知识分子说出真话,关心他人与这个时代。

简介：市民社会正义是一种底线道德权利要求,旨在确保社会成员互不伤害,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马克思从互利、自主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对其展开了批判。从互利来看,市民社会的生产领域呈现的是资本财富的增值与工人阶级的贫困,权利与权利相对抗;从自主来看,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等物的形式中介发生关系,这一关系呈现为类似自然界的盲目运动规律,物支配人;从自我实现来看,工人在生产领域屈从于资本的强力,受到必然时间的限制,劳动成为谋生手段,人的自我实现理想成为梦幻。在马克思这里,市民社会正义问题不再单纯是个体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交织的问题,是与共同体命运相关的问题,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