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黔东南侗寨T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其实践路径及效果,并从文化贫困的视角来阐释"内卷化"成因。研究发现,自循环的实物经济与互助体系是文化贫困根深蒂固的经济社会基础,在这种文化轨迹下扶贫产业被"内化消解",未能转化为增收渠道。随着现代市场的渗透,本地村民面临婚配挤压、建房异化及城市消费主义影响等家庭转型压力,但这种压力在传统文化惯习下并未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家庭劳动力未能实现市场最优化配置,反而呈现出"间断性"务工形态,导致家庭积累能力不足,从而造成"积累与支出"的深刻悖论。国家扶贫项目的注入型塑村民"等靠要"思想,村民在"贷款"政策的"引诱"下陷入"借-还"的贫困循环之中。只有从更为根本的教育工程入手,而非只依赖产业扶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
简介: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为了探讨资源型村庄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从十九大提出的中国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建立了一个"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使用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模式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振兴繁荣。
简介:在公共价值管理范式兴起的背景下,公共部门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改进依赖于建立在社会价值建构基础上的公共价值的达成。从社会价值建构的视角切入探索村庄治理绩效“何以可能”,有助于厘清村庄治理绩效实现与改进的基础与关键环节。采用案例研究、观察、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广州市下围村由“上访村”转变为“文明示范村”的案例进行剖析发现:下围村治理主体的多元转变、情境化的制度框架、集体决策的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大厅与新媒体技术等变革要素的组合与运作,实现了村庄治理的社会价值建构,形成了村庄治理的公共价值,进而以此为基础约束治理主体的行为并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使得下围村的治理绩效得到明显改善与提升。这一发现表明,社会价值建构过程中的建构主体及其能力、建构内容、建构条件等因素的集结与相互作用,将为村庄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改进奠定基础和提供可能性。
简介: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面临着公共治理危机,大规模选派第一书记驻村能提升村庄的公共治理水平吗?本研究从集体行动理论出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CIRS)2016年"百村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法,以农户在灌溉事务中的参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第一书记及其公共领导力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并基于西南地区SY村的田野个案,探讨了第一书记的公共领导力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能够显著地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其深层次原因在于融入村庄社会的第一书记具备相对较高的公共领导力,通过在村庄社会重建信任和再造权威,建立起集体行动的基础,继而借助于国家资源的输入,通过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促成村庄集体行动的达成,提升农村公共治理水平。这一研究首次实证检验了公共领导力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丰富了集体行动理论的内涵;并实证评估了第一书记政策的实践价值,对于缓解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治理危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
简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厘清当前我国农村在村人口的基本生活秩序。既有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视野下的相关主题研究问题视角突出,有将留守现象问题化、甚至道德化之嫌,忽略了留守议题背后丰富的家庭再生产实践和经济机会结构。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表明: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出现,起点是打工经济,调节因子是家庭再生产目标导向下的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留守生活只是其实践结果。这一留守局面,并非单纯由城乡二元制度决定,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因素,更是农民家庭以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主流家计模式的策略选择,不宜过分放大极端个案中留守问题的悲情之处。中西部留守型村庄中,高龄老人群体日常照料需求、困难家庭民政救济需求、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小农家庭便利生产需求等多重属性公共品需求突出,亟待国家切实履行公共品供给主体责任,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及时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