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考察行为人的特别认知对于不法归责的实质作用,对于重新认识故意与过失、正确界定“制造禁止风险”及反思刑法归责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否定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具有影响的规范主义观点,其结论和论证均不能自圆其说。目的主义和客观归责论均试图在统一的归责模式下来论证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的意义,但要么存在主观优先的方法论问题,要么无法消解体系内部的矛盾。要正确认识特别认知在不法归责中的相关性,需要以法益保护中的“制造禁止风险”为链接,使特别认知这一存在要素成为规范体系的评价对象。在理解“制造禁止风险”时,两对误解亟待澄清:一是风险是否存在和风险是否容许不可混淆,二是过失犯和故意犯存在不法构造上的本质差异,不可适用统一的归责模式。故意犯以“行为人的实际认知”支撑主观不法的成立,因此当行为人基于特别认知开启风险实现可能时,就制造了禁止风险。过失犯中行为人的特别认知不能产生特别的注意义务,特别认知的存在不能证立义务违反性的成立,仅当注意义务要求行为人避免特别认知到的法益风险时,才可能成立过失不法。
简介:摘要目的数字化乳腺X线摄影(digital X-ray mammography ,DMG)判读的个体差异较大,对一些病灶的判读缺乏病理实证措施。该研究以MRI为参照,通过前瞻性和回顾性的DMG阅片对比分析,比较DMG与MRI对乳腺病变检出及分类定性的一致性。材料与方法收集316例接受乳腺MRI和DMG检查的病例,以DMG独立的BI-RADS分类作为DMG的前瞻性诊断(the prospective BI-RADS categorization of DMG,pDMG),以受MRI辅助的BI-RADS分类作为回顾性诊断(the retrospective BI-RADS categorization of DMG,rDMG),比较前瞻性和回顾性DMG判读的一致性和与MRI的差别。结果pDMG和rDMG对病灶的BI-RADS分类(Ⅱ~Ⅳ)的一致性为69.66% (163/234),Spearman相关系数r=0.813 ,P <0.05 ;pDMG和MRI对病灶Ⅱ~Ⅴ分类评价的一致性为36.41% (79/217),Spearman相关系数r=0.435 ,P<0.05。rDMG和MRI对病灶Ⅱ~Ⅴ分类评价的一致性为44.22% (134/303),Spearman相关系数r=0.546,P<0.05;以MRI报告的病灶数量为参照,pDMG的检出率66.42% (269/405),rDMG检出率74.81% (303/405)。DMG表现为钙化、肿块、不对称密度的病灶与MRI的肿块、非肿块强化和BPE等不构成对应关系。结论DMG判读具有较大的个体间差异,MRI和DMG在病灶的检出数量和分类诊断都缺乏很好的一致性,其影像表现也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
简介:域外政府法律智库模式,对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乃至法治政府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英国裁判所委员会、澳大利亚行政审查委员会和美国行政会议,在成立原因、发展历程、成员构成、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各有特点,又有共性,代表了英美法系国家政府法律智库建设的成就。202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如何发挥政府智库的功能和作用,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英美澳三国的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
简介: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克服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并在这些弊端的反面勾画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斯大林依照当时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蓝图“按图施工”,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当成社会主义本质;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虽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所察觉并局部加以革新,但总体上仍然比照“苏联模式”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反思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什么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原因,认为关键是没有搞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在新的参照系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的定位,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本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