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并暴露出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建构现代法治理念,对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正>刚刚闭幕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对世纪之交我国司法行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了司法行政工作跨世纪发展的总的工作思路和总任务: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法律保障、法律服务、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职能作用,抓住工作重点,努力实现司法行政工作

简介：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聚光灯式的人物。胡适对先秦法家的理解,既是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法治与中国法家的一个切入点。胡适以西方学术的视野理解法家,以“讲法治的书”与“法理学家”定性法家。胡适对法家之名的质疑,对法家身份的认定,对法家人物的辨析,对法家哲学的分述,对法治逻辑的梳理,对“韩非学”的概括与归纳,都具有思想史意义。胡适关于法家的著述主要集中在1917年前后。在一百年后的今日回望胡适描绘的法家思想肖像,不仅有助于接续先哲学思,而且可以为法家学说与法治理论的再研究确立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参照。

简介：2008年7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北京市经济法学会、上海市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法治论坛在昆明市举行。包括孙琬钟、陶和谦等老一辈经

简介：郝铁川与童之伟两位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在法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井延续至今。但时至今日，讨论仍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本文通过对规范与现实，良法与恶法，社会后果与形式违宪等争论的焦点进行总结和检讨，发现“良性违宪”反映的实际上是英雄主义与法律至上的对抗，问题的核心在于执政党仍抱有英雄主义情怀。因此，执政党改采法律至上立场，服从法律统治才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简介：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对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评估结果显示,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满意度评价与课题组依据客观指标的评价出现了一定程度背离。公众主观认知不理性、不一致等主观偏差论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背离。评估数据显示,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是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法治政府建设举措仅为应付上级政府要求,不能切实地发挥规范行政活动的作用,公众也无法实际体验到行政活动规范化的提升。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反映了当下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缺陷,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司法审查等外部约束力量,方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效。

简介：当前,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研究多数集中在刑罚目的以及刑罚目的的实现之上,有多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在实际的刑罚立法中,刑罚目的也已实现多元化的发展状态。对刑罚的目的缺少纵向关注是造成了刑罚刚性进一步流失的重要原因。刑罚动态运行中出现刑罚目的的偏移与刚性流失的症状,而刑罚分隔化运行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刑罚纵向运行的融贯技术与制度保障的确立和完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

简介：第四届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治论坛于2008年11月26日在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本次论坛在中国法学会指导下,由福建省法学会主办,厦门市法学会、厦门大学法学院协办。来自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浙江、福建等省法学界、法律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本届论坛共收到论文80篇。与会学者和专家围绕“泛珠三角地区经贸合作与发展法治问题”这一主题,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方面对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对策建议。现将论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立法及司法协作法律问题进行立法及司法协作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由于泛珠三角区域涉及两种社会制度、三种法律体系,立法和司法情况非常复杂,如何有效地开展协作成为与会代表探讨的重要问题。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所所长袁浩作了题为“关于《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立法的若干思考”的专题报告。他认为,在目前区域合作迅速开展的情况下,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极为必要。《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目前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弊端的重要措施,还是...

简介：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呈现高风险状态。在民众中确立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规则之治是风险控制与秩序重建的两个基点。能动司法的出现回应了转型时期风险控制、秩序重建的需要,因而获得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能动＂应有之意包括：通过裁判确立风险社会的法治信念,重建社会共享价值体系;通过始终如一的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向规则之治转型;完善民众参与司法机制,让司法成为第一块＂公共领域＂。能动司法应当建立在对司法的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在政治功能与审判职能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

简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经过理性选择和契约规定而形成的治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理性规制。在这样的法治背景下，依然包含着基于德性的身份。法治需要理性规制意义上的契约，更需要建设基于德性认同意义上的“契约式身份”，而不能仅仅按照“从身份到契约”的既有路径以契约取代身份。“契约式身份”可以为法治提供区分、名分和本分，它们与通过契约建立的“绝对一真实身份”和“相对一虚假身份”有关，也与德性有关。

简介：在中国当代的法治文化生成过程之中，产生了由异质性文化冲突和同质化冲突带来的诸多人文困惑与焦虑。这需要在本土国情、文化渊源及其突围路径方面探寻解决思路。这里需要理论研究中人文取向的强化，需要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历程中的人文精神的融入，需要走出既往法治乌托邦的精神窠臼，在入自身全面发展的叩问中实现精神突围。

简介：文章分别对警察权和公民权加以诠释。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既统一又冲突的关系,从警察权源自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冲突的表征。论述了探求并实践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简介：<正>邓小平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一整套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思想。他的军事法制思想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邓小平军事法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在邓小平同志的许多论述和讲话中,有关军事法制方面的内容极为丰富和全面,可以说涉及军事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制宣传教育、法制理论研究、法律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一)完善军事立法,健全规章制度,学会运用法律、法规规范军队的各项工作。

简介：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次信访高峰，虽然时代不同，主要原因也有变化，但却反映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和内在关联，那就是现代政治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信访高峰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隐含的关键性矛盾：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实现权利的制度空间狭小、当家作主的权利追求与保护权利的技术贫弱之间的紧张；产权与权利关系模糊又相互拖累之间的紧张；功能不畅与权利救济阻滞的紧张等。由此可见，信访法治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深层次问题与整体结构。从思路上看，改革应着眼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

简介：本文以对话体的形式阐释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指出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方向：论述了宪法在法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当代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宪政体制的建构和发展，因而有必要激活宪法，使之成为具有可诉性的活法，以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通过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确保法律的合宪性。本文还论述了分权制衡制度对于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性，阐述了言论自由在现代法治中的独特功能，并针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简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和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在法治建设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指导我国法治实践的根本指针。法学专业学生作为法制建设人才的后备军，更应加强教育，培养其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仰。这对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2014年12月6日，由北京方圆众合教育主办的“依法治国与法律职业准入制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前专职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向泽选研究员等主讲嘉宾，以及来自法学界实务界代表，众合教育的学员近400人出席，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制度规定上对我们目前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优点和不足进行了探讨，并展望了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完善目前的准入制度。

简介：江平：同学们晚上好。今天晚上,实际上是我陪吴敬琏教授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此前,我们两个人曾经有过多次对话。

简介：<正>江苏省依法治省暨法律援助环省行新闻采访团7月27日来到了这次活动的第四站——连云港市。在连期间,江苏卫视台、新华日报、省广播电视台、江苏法制报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分别就

简介：近年来,我国爆发多起＂毒地＂致害公众事件,引起国家以及公众对土壤污染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层面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工作。但是,仅依靠制定出一部《土壤污染防治法》来应对土壤污染的治理显然不够,还需要从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监测技术以及保障公众参与途径与积极性等多角度探析并总结土壤污染治理的经验,形成一套有合理有针对性的土壤污染治理法律制度,以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