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过渡层”,城乡统筹发展的“夹心层”,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有其独特个性,较之城市和农村更具动态复杂性和边界模糊性。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和合作共治理念跟不上等原因,社会治理更是表现出异质、过渡、多元等阶段性特征。城镇化、工业化迅速推进过程中,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拓展改造的主要场域,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工作重心进一步发生变化,面临矛盾纠纷多发、利益诉求多样、思想认识多元、管理方式滞后等问题和挑战,社会治理同时呈现单向、强制、管控的威权式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新时期的努力方向,对新时期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实践指导意义。
简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我国从“旧三农”向“新三农”转换的衍生品,亦是与城镇化相伴生出现的、跨越城乡空间的一类特殊社会现象.近年来,留守儿童年龄结构分化、安全自护、心理健康等问题频频发生、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观中有两个核心的概念范畴,一个是“公平”,另一个是“城乡融合”.将留守儿童治理体系的构建置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观的视域下,对于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失情与失教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显著特征.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治理体系应进一步整合“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种资源,进一步有效提升关爱质量和治理能力.
简介:为深化国家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官僚组织运作方式,以及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本文融合"国家人类学"视角和"制度与生活"视角,以黄江县"秸秆禁烧"事件为案例,分析了基层官僚组织的内部动员及政策实施过程,力争弥补以往研究中忽视民众反作用力对官僚组织治理方式影响的不足。研究发现,国家希望通过官僚组织体系的"运动式治理"要求民众执行上级命令,实施秸秆禁烧政策,进而要求农民行为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但国家治理逻辑与基层干部及农民的行动逻辑并非完全一致,导致了国家基层治理低效和"被裹挟的国家"状态的形成。型塑"被裹挟的国家"的原因既来自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也与国家治理体系自身改革迟滞密切相关。由此,在社会复杂性增强的情势下,基层官僚组织体系应充分发挥主动性去不断调适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
简介:现代民航强国,呼唤现代航空法治.中国《民用航空法》自1995年颁布至今已实施20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航空运输实践已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民用航空法》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民航法律体系面临过时滞后、漏洞迭出的困境.在国内外航空运输飞速发展和国际立法人本化发展背景下,中国《民用航空法》的修订和完善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区域以及欧美等航空强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有益成份和先进经验,在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航空公约的法律体系框架下,尽可能保持与国际通行作法相一致,及时修订和孙充其法律原则以及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实现中国《民用航空法》的现代化和一体化,更好地促进中国民航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推进全球航空秩序的治理和变革.
简介:城乡统筹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乡镇治理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以J省L市P镇为典型案例,详细梳理了近年来P镇在城乡统筹建设方面的成就和不足。从政府治理和民众需求两个角度总结了以P镇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乡镇治理的基本特点,即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引下,地方政府通过书记挂帅、规划先行、资源整合、招商引资等措施实现了体制内“上下共谋”式运作,在短期内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和社会绩效。但与此同时,在发展式导向的指引下,基层民众的需求只能被动输入,存在民意表达缺失的状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常态下,“后发赶超型”的乡镇治理模式将会暴露其脱离实际和滋生腐败的潜在弊端,难以具有可持续性。因此,需要从观念、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治理能力。
简介:面对日益凸显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推进地方政府整体性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广州市海珠区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积极探索新型社会治理和政府公共服务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高效便捷、为群众和企业办事提供了立体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地方政府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正确把握互联网技术与政务服务的手段一目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制度建设和部门协作,善用大数据,推动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变革,进而实现整体性治理.
简介:从前后十年间两波全国性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民众眼里,国家治理的能力与绩效危机并未显现。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而对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经济形势、民众生活保障等四个方面的治理绩效,民众的评价也总体良好。回归分析表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对我国公民评价国家治理均有显著影响。不过,公民的政治情感对于政府信任和官员信任之间存在着“区隔”,政治认同在制度认同和制度能力认同之间也存在着“区隔”,前一“区隔”反映了当下中国“官民对立”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后一“区隔”则反映了民众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