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生态安全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是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闽侯县是福州城市扩展的重点区域,亦是福建省会福州生态安全的关键保障区域.本研究运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多目标决策方法熵权“TOPSIS法”(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法)评价闽侯县2005-2010年的生态安全动态变化特征.结果显示2005-2010年闽侯县生态安全平均水平处于预警状态,闽侯县亟待改变区域发展模式,增强内涵发展刻不容缓;研究发现生态安全等级水平为生态压力-状态-响应的综合作用,生态系统状态与生态安全水平密切相关,而生态压力和生态响应对生态安全水平起着系统动态调节作用.
简介:生态足迹是目前较通用的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利用生态足迹模型与其他指标结合,可以测算生态赤字(盈余)、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万元GDP足迹等反映区域生态安全状态的定量指标.本研究计算了2002-2008年福建省人均生态赤字及生态足迹压力指数,得到全省生态压力的变化趋势.利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09--2014年福建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与承载力、人均建筑用地生态足迹与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及生态足迹压力指数,结果表明,若继续沿着2002--2008年的发展模式,福建省在未来几年内生态安全将面临极大威胁,全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刻不容缓.
简介:利用深圳市2013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结合景观格局指数与InVEST模型,构建适合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湿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深圳市湿地生态安全。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湿地破碎化严重;大鹏新区湿地的生态安全值为0.88,表明该区的湿地安全;盐田区湿地的生态安全值为0.62,表明该区的湿地较安全;坪山区、南山区、福田区湿地的生态安全值分别为0.48、0.44和0.43,表明该区的湿地处于低度预警状态;新宝安区、新龙岗区、罗湖区、光明新区、龙华区湿地的生态安全值分别为0.39、0.36、0.33、0.28和0.21,表明该区的湿地处于中度预警状态。深圳市湿地的生态安全受人为胁迫严重,亟待加强对深圳市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管理。
简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司局、各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为加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设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有关规定,我局研究制定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简介:厦门湿地具有多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其服务功能进行评估是湿地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基础,也是确保湿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的基础.依据2003年LandsatTM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将厦门市湿地生态系统类型划分为浅海水域、滩涂、河口水域、河流、水库、红树林、滩涂、沙滩、盐田等9个类型,着重针对湿地提供的栖息地、湿地产品、涵养水源、污染净化、抵御海洋灾害、旅游以及文化科研等7种服务功能,采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结果表明:厦门湿地的服务功能总价值为135.54亿元/a,其中湿地的污染净化功能的价值量最大,为66.46亿元/a,其次旅游休闲的功能价值为33.14亿元/a.
简介:近年来,在中国滨海地区,大规模围填海活动导致滨海湿地持续减损,湿地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严重削弱了滨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为了定量分析围填海活动对中国滨海湿地的影响,以辽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滨海湿地为例,利用湿地遥感分类数据,通过建立滨海湿地生态地理单元,比较了1990年和2008年两个时期四大三角洲滨海湿地的状况,定量评估了围填海活动对中国滨海湿地影响的区域和类型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1990年时相比,至2008年,无论是中国滨海湿地整体还是四大三角洲局域尺度,围填海活动都是滨海湿地减损的重要驱动力,尤其体现在对北方滨海潮间滩涂和南方红树林等类型滨海湿地的大面积侵占,威胁到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关键的生境类型和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区域。在四大三角洲,围填海区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致性和差异性,表现在4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所占面积比例排序具有一致性,即水产养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最大,农田次之,其后是工业建筑、港口建筑;以及在四大三角洲中4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所占面积比例的差异性,即黄河三角洲的水产养殖用地面积相对最大,长江三角洲的其他3种土地利用类型所占面积相对最大。为了避免围填海活动对滨海湿地的进一步破坏,在确定保护和修复优先区域的基础上,应该着手强化滨海潮间滩涂和盐沼等关键生境类型的保护、修复和生态补偿模式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
简介:中国是一个洪水多发国家,洪水灾害平均每年给中国造成约千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成功的洪水风险管理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了解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是设计有效风险沟通策略的关键,也是促进公众认识提升与行为转变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回顾了公众对洪水风险的相关认知,系统梳理了风险认知研究范式、洪水风险认知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表明,公众居住地的地理特征与洪水风险认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居住地距离洪水风险源越近,洪水风险认知越高;居住地相对洪水风险源海拔越高,洪水风险认知越低。女性、年龄较高的人群更关注洪水风险,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洪水风险认知则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受灾经历是影响洪水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有过受灾经历的公众会有较高的洪水风险认知和较强的应对灾害的行为。公众对洪水风险管理的信任程度也将影响公众的洪水风险认知。本研究对洪水风险认知的测量指标和测量方法做了梳理和评述,并提出今后洪水风险认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如探索公众洪水风险认知对行为改变的作用,以及对洪水风险管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