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研究哲学话语的变化,是考察哲学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思路。从古代到现代,哲学话语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人类的早期哲学话语是“儿童话语”,以“儿童话语”为主流的时代是哲学的“童话”时代;随后出现的是“神秘话语”,以“神秘话语”为主流的时代是哲学的“神话”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话语是“人文话语”,这一时代可以称为哲学的“人文”时代;从近代哲学开始,“权力话语”泛滥,哲学力图载判和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是哲学的“官话”时代。哲学话语的流变,即是人类生活发展变化的反映,也是哲学语言游戏规则变化的见证。今天人们说的“哲学危机”,不是整个哲学的危机,而是“官话哲学”的危机。未来的哲学话语当以“生活话语”或“实践话语”为主流,是“实话”哲学的时代。
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简介:我们试图对康德以来的普遍历史观念稍作评论。这种反思的前提是从普遍历史的过去视角以及在实践上规划好的未来的视角看来的对全球性现状的思考,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是试图通过指出可怕的后果或者任何其他方式。为人类恐怖的非人道行为的历史记录进行辩护。首先通过对发展的思想中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历史哲学作一些反思:其次,对历史哲学中的“进步的辩证法”及其后关于社会变革的一般理论提出某些思考,并对“进步”的成本和收益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最后,从上述的批判历史反思的视角来对全球现代性的当代话语稍作评论。
简介:"无情有性"说,是由隋代的吉藏首先明确提出的。道教经过一个阶段的探索和动摇才确立了"无情有道性"的立场。麦谷邦夫对于"道之遍在性"的强调实际上混淆了"道之性"意义上的"道性"与"道性清净之心"意义上的"道性"概念。仔细考察,即便是相似的两个命题——"一切无情皆有佛性"与"一切无情皆有道性",由于其中的关键范畴"佛性"与"道性"的内在含义在许多场合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尽管可以大致承认潘师正所言的"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为道教"无情有性"说滥觞,同时也应该指出,其逻辑基础仍然是"道之性",而绝非"道心"。孟安排熟练运用佛教中观学方法,借鉴吉藏"草木有佛性"之说,提出"道性"是"不色不心""而色而心"的,而这一结论是"无情有道性"说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培养"一词意涵丰富,原指农作物的培植,但被孟子和阿奎那用于描述德性修养的复杂过程。他们都认为,人的德性之端或种子受之于天或上帝,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培养才能发展它们。只有培养德性,才能实现人性,并最终实现人的天命或终极目的。对二人来说,乐于为善行德,才是德性的真谛。尽管二人在人性、德性以及德性的培养等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彼此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人之为人需要培养德性之端,而在德性培养中心志情感、人伦关系和成长环境等尤为重要。阿奎那则区分了自然之德与神学之德,发展了潜能与实现等概念,强调培养德性就是培养习惯,突出理性的地位,从而较好地应对德性培养中的成功与失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