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儿童非治疗性医学试验中,充斥着知情同意不完全。尊重儿童作为潜在人类尊严的道德律令要求允许儿童参与试验的同意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自身不具备完全行事能力,基于“最佳利益”将代理权让渡其父母或监护人。而为了确保代理同意和试验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需伦理机构介入审核,以起到维护“公共健康”的作用。由此构造出“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判定的“儿童一代理人一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力三角关系。
简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发端。马克思不囿于流行的工具主义对其技术价值观的桎梏,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技术即社会生活中的技术现象当中,把对技术的思考寄寓于对机器、工业、劳动等现象的考察。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探究始终与人的问题相结合,强调技术实践,阐明了人的异化必然导致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也是劳动异化所带来的人同人相异化。技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发展中人的价值。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关于人的权利的各种冲突给伦理学和政治思想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启示。在这些问题中,我们能列举出来的有如下内容,关涉伦理相对主义、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政治哲学家的授权、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变化中的角色以及情感和道德的关系。在本文中,我通过分析我所理解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得出了与哲学有关的一些结论。为了理解人权概念的历史和宗谱,我在文章开始的时候简要讨论了这个概念的历史,随后,对试图把人权视为伦理概念或伦理实践的哲学行为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同时,这个概念对公众话语而言的中心地位是不能受到忽视的。人权的政治用法和哲学遗产之间的鸿沟给哲学带来了多种后果。对人权的讨论本身意味着消除伦理相对主义,反过来,这又会使必要的哲学对话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人权的理论的薄弱状态应该唤醒我们,使我们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危险,即政治哲学家会被赋予没有有效哲学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立法者角色。后面这种后果涉及哲学和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人权不能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如果国际政治总是通过道德和武力而获得改变,和人权有关的政治哲学能发出什么命令?最后,情感与道德的关系也被视为一种可能却有问题的桃源圣地,不过,它却可以解释我们对人权概念的依恋。
简介: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
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简介: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