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网络司法拍卖的产生及其现状网络司法拍卖作为一种新型的司法强制拍卖形式，是指在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金钱给付时，人民法院对依法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被执行人所有财产，依托互联网及相关的网络平台进行拍卖，将其出售给出价最高者并以所得价金清偿执行债权的行为。

简介：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是规范行政行为、坚持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行政程序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和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10多年来,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先后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等多部重要的程序性法律。

简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迄今为止制度文本和司法案例最丰富的公益诉讼类型。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都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但三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其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且请求的内容超越了检察监督和行政救济的范围为条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行职权主义,不严格遵循处分权主义,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事实和收集证据,判决的主文可以超越原告的请求范围且要考虑判决的执行实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法官对于程序的进行和实体的形成都有很大的控制权,此系非讼法理的体现。

简介：笔者从事知识产权诉讼多年，去年连续遇到两个专利无效的案件，引发笔者对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审限制度的思考。案件一：笔者的当事人为专利权人，专利权人起诉一家山西企业实用新型专利侵权，侵权诉讼由于案件被告对专利提起无效而中止。此后案件在复审委被宣告无效，专利权人将该无效决定上诉至一中院，一中院维持复审委决定，专利权人又将其诉至北京高院，最后高院推翻了一审判决和复审委的决定，判决于2014年12月送达。至今时间已满一年复审委仍然未重新做出无效宣告决定。山西的法院又一定要等到无效决定出来才同意审理，因而被告的侵权行为仍在继续，专利权人维权无门。

简介：民事案件立案活动是指人民法院接受当事人民事起诉后，决定予以受理的行为，是当事人得以顺利进行后续诉讼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修改后民诉法只是泛泛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立案活动进行监督，而对于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监督效力等问题均未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应当从立案监督的主体和范围、启动程序、立案监督权的行使原则、行使方式及监督效果的保障机制等方面对民事立案监督程序予以细化，使民事检察监督权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简介：公民参与程序可以从提高两岸协议的认受度和降低立法审议风险两方面,为两岸商签协议提供更多正当性支撑,具有积极意义。两岸治理机制欠缺公民有序参与是台湾岛内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以及围绕"服贸协议"争议的重要原因。在两岸事务领域"行政程序法"适用情况不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更以专门条款排除"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影响到两岸治理的行政程序正当性。台湾当局可以从立法、司法、行政的途径强化两岸事务领域行政程序中的公民有序参与,提升程序的正当性。

简介：作为一项新创的制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改变了我国法院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传统处理方式。这种改变不但在理论上冲击着人们对终结执行的传统理解,也在事实上调整了法院和当事人在被执行人财产调查中的权力义务分配。其能否在实践中取得预期的合理效果,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尤其是“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认定。为此,本文从《民诉法解释》第519条的规定出发,对“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范围和“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认定作了相应探讨,以期促进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简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相关证据制度散见于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在实务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标准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笔者认为，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证据法考量，应充分考虑该程序的财产处分属性，吸收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以最终有利于发挥该特别程序的功效为导向，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证明标；隹和举证责任作出细化．

简介：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都是强制还债程序，两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应当形成良性循环的体系，使执行程序在需要时可以转入破产程序，破产程序在需要时也可以转入执行程序。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不等于债务人没有财产，这些财产因为破产程序无法推进而不能在破产程序中处置，但完全可以通过执行程序处理，其前提是全面理解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对债务人有财产但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只终结破产程序，不宣告债务人破产。

简介：为进一步加强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外部监督，积极回应“监督者由谁来监督”的质疑之声，自2003年9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范围开始试点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这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司法性制度虽历经十余年的探索、发展和完善，但是仍然是一项“新鲜事物”，尤其是此项制度中关于监督程序完善的问题成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热议的问题之一。

简介：刑事再审程序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纠错救济程序,依据独特的理念和原则而设置。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审启动程序有了较大变动,再审启动程序中的启动事由、启动主体等具体修改与实践中操作并不匹配,立法难以实施操作;法院自主启动再审程序争议仍存;检察院与当事人在再审程序启动中权利并不平等的,违背刑事诉讼构造。这些不仅使司法机关感觉困惑,也使得公民寻求再审救济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指导下,分析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启动程序的法律规定、实际运行等不同层面,对再审启动程序提出限制法院启动再审事由,平衡再审启动程序中检察权与公民诉权的再修改建议。

简介：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最混乱不堪的程序环节奠过于立案程序。深孚众望的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下简称新法)增改的三个重要条款——先行调解(第122条)、法定起诉权的司法保障(第123条)、案件分流机制(第133条),其初衷是在实现政治和谐、保障当事人诉权、加速司法效率三大宗旨之间谋求平衡~①,但这一宏大抱负却囿于旧的规范框架和程序结构之内而无法施展,加之立法技术在政

简介：作为宪法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在性质上属公权力对公权力的刚性监督。以解决"执行乱"为目的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遵循法定、谦抑、有限监督原则。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尊重民事执行程序的规律与特点,以提出检察建议为主要方式,重点就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执行行为展开监督。同时,还应明确执行检察监督的管辖、受理以及审查等程序性规则。

简介：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即在法院审理小额案件时交错适用职权进行主义、职权探知主义、职权裁量主义、书面审理主义、不公开主义等程序法理之活动。小额诉讼程序中非讼法理之适用体现了程序相称原理,有利于案件的快速、简易解决。我国在创设小额诉讼程序时可以在当事人选择适用不公开审理主义、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适用职权裁量法理、应允许法官裁量采用自由的证明程序等方面适用非讼法理。

简介：近年来,随着对程序的日益重视,程序性辩护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辩护形式,这种辩护通过质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的程序违法,以达到影响诉讼进程及结局的最终目的。与传统的实体性辩护不同,这种辩护针对的是程序问题,通过质疑程序来影响诉讼结局。它的出现,不但丰富了辩护的手段和内容,而且也有助于维护程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辩护很难为法院所接受,面对着诸多的程序性辩护,法院要么简单粗暴的直接予以拒绝,要么完全置之不理。[1]而由于缺乏独立的程序性上诉机制,对于法院的这种态度,被告人和辩护人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当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面面对着诸多的程序违法,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有效

简介：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应当定性为刑诉法意义上的一种特殊的强制措施,仅适用于经法定鉴定程序确认的精神病人,其决定权应当由公安机关转移至最具中立性的法院;约束期限应以鉴定意见做出后至强制医疗决定送交执行为基准作出限制,执行期间可以折抵刑期;在普通精神病院设置临时保护约束区作为其专用约束场所;通过引入构建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来弥补鉴定意见做出前精神病人被羁押的法律依据空白。

简介：澳门作为一个观光城市，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亦带来很多的治安隐患。为了回应实践中一些轻微犯罪行为人因被市民或旅客以现行犯方式拘留而不能适用简易诉讼程序的问题，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澳门在2014年对“刑事诉讼法典”进行了修订，将简易诉讼程序作出了修改，删除了必须由刑事警察或司法当局以现行犯方式扣留犯罪行为人的规定。而这是否符合既保障犯罪行为人的权利，又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有待进一步讨论。

简介：P2P网贷是依托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借贷服务,可分为单纯中介型模式和复合中介型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国内典型的P2P网贷纠纷有三种,分别是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纠纷、贷款人和P2P公司之间的纠纷以及P2P公司和借款人之间的纠纷。以这三种纠纷为基础形成的诉讼,在当事人适格、管辖法院的确定、电子证据的适用及特殊程序等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简介：我国正在酝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应当对其程序机制作出具体、合理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主管机关适宜由各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审议委员会来担任,并由审理相应刑事诉讼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案件的管辖法院。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其遗属自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刑事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并被受理之日起有权申请国家补偿,时效期间宜规定为两年。人民法院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审议委员会处理补偿案件,应当实行＂书面审查为主,组织听证为辅＂的原则,补偿或者不予补偿的决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此外,还应当具体设立申请人申诉制度、错误决定救济制度、提前补偿制度、国家追偿制度以及补偿金返还制度。

简介：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作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改革，是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强化人权司法保障的具体措施。2014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8个城市依法有序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一年多来，试点改革取得了哪些经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程序设置？基于此，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围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探索与理论建构”主题进行探讨，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