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8、19世纪,作为整体符号体系的儒家世界开始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宇宙观逐渐动摇,并试图在作为他者的西方面前寻求一个相对化的自我定位。各路知识分子在亦敌亦友的西方参照下,整合国内分化的各种势力,加入到西方所建构的国家秩序与话语体系中来。建国以后,如何在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处理少数民族他者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基本确立了中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建国以前的汉民族想象与建构是一种自我寻找与定义,而建国以后的汉民族书写却依赖于对少数民族他者的分类,进而体现主体汉民族的现代性与同质性。9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建构策略在"作为自我的他者"和"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双重影响下不断遭遇实践与理论困境。这一历史生成的学术困境——即将中国作为一个符合国际格局的民族国家进行表述,还是将其作为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社会的体系进行书写——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事实与知识脉络中寻找出路。
简介: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