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催化剂。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十年来，影响深远，成效显著，除实现防止错杀、冤杀，贯彻少杀、慎杀，以及统一死刑案件法律适用标准等直接效用外，还推动了证据规则的完善、程序正义的彰显，并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于未来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反思死刑复核程序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明确死刑案件的强制辩护与法律援助，并探索建构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

简介：目前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容易陷入土地公有还是私有这一对立框架的理论迷思当中。基于一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解释路径,土地公有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和固定不变的理论预设,而在中国土地实践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当中呈现出开放性的理论空间。从一种对土地公有制的积极理解出发,可能会支持某种强意义上的个人土地财产权主张,从而使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财产权并不对立。基于詹姆斯·塔利提出的关于包容性权利和排他性权利这一对概念所构造的分析框架,土地财产权不仅呈现出国家所有的＂共有＂维度,而且必须特定化为个人所有的＂个体＂维度。这一对土地财产权的二维解读,不仅深度契合当下中国现实的土地制度设置,也是对中国宪法动态发展中所蕴含的那种财产权观念的一种理论阐释。

简介：中国刑法修正案活跃的犯罪化趋势引发学界热议,并形成支持和反对两种立场。两种立场表面有分歧,但实质殊途同归于如何规范犯罪化,从而保证其正当性。古今中外既有的各种规范犯罪化的原理、学说和原则,均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的价值取向为根据,且把刑法视为静态的孤立存在,忽视刑法内部及刑法与环境的动态关系。因此,既有的各种犯罪化学说或原理,均在走向实践的途中知行背离。而以系统论方法关注系统内部要素的运作图景及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据此研究如何限制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化,能克服既有理论学说的困境。又因其关注刑法系统当下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刑法系统现状,所以遵守据之推演出的刑法修正案犯罪化的外部限制和内部限制,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知行合一。不仅如此,从系统论的角度考量最近几年中国刑法修正中旺盛的犯罪化,会让刑事立法者变得更为理性,对真正实现刑事法治也更具意义。

简介：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正，采“分则个罪立法模式”的我国刑法中的竞合条款已基本呈现类型化和规模化，即基本形成“从一重处断”条款、“从特别规定”条款和“数罪并罚”条款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基本扭转了我国竞合（罪数）体系建构“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三元分立表明立法区别对待想象竞合、法条竞合与实质竞合的基本立场。“从一重处断”条款，主要应作为想象竞合犯处置原则之规定，但也可能是交差关系法条竞合和牵连犯等多行为处断一罪之处置原则的表征。对三分的竞合条款的解读也表明，应当以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和实质的数罪为基本框架建构我国竞合（罪数）体系。

简介：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我国法律制度引进了环境公益诉讼，但是从实践看实施并不理想。以常州毒地案件为代表的一些环境损害案件的判决凸显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设计缺陷，包括立法体系化不足、过于依赖行政权力、激励性规制不足以及原告资格局限等问题。这样的现实严重地减损了环境法治实现的进程，削弱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从国外经验看，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推进环境保护、激励社会参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要弱化行政权力对环境诉讼案件的干预，强化公益诉讼的社会参与和支持，注重环境公益诉讼规则设计的科学性和体系性，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社会参与的社会保障制度，唯其如此，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目的才能实现。

简介：量能课税原则作为税法基本原则,已经在以意大利为代表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应用经验。量能课税原则是社会共同责任原则和平等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化。其中,捐税能力是一种经济能力,具有自有性、真实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在确保国家税收利益的同时,对征税权亦起到限制作用,而这一对纳税人的保护功能还体现在可以防止纳税人财产被征税过度侵蚀。此外,量能课税原则亦可以在间接税中适用,与受益标准在税法中并不对立,与税收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统一性,对税收程序（诉讼）法亦产生影响。我国新一轮税收法制改革已经启动,税制结构优化以及《个人所得税》改革、《房地产税》立法、《增值税》立法、《环保税》立法、《税收征管法》修订等需要在量能课税原则的指导下协调进行。

简介：第三法域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发展呈现倒退或停滞之势，对该理论我国社会法学界亦众说纷纭，使得部门法体系划分和法律实践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英美法系的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与大陆法系法律社会化理论和实践兴起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下，但前者的理论基础和范畴比后者更显宽厚和清晰，其社科法学研究方法更富有活力。“社会法法域说”质疑者所顾虑的主要是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与社会法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或者陷入公法、私法的形式理性而排斥新法域的形成。其实，借鉴政府管制法律制度和原理可以解答这些质疑并证成“社会法法域说”。社会法个性鲜明，是有关弱势群体生存、宏观经济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以及生态环境保障的且不属于传统私法和传统公法所界定的研究范围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领域。

简介：国际范围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有一百余年的发展史,在历经前巴黎公约时期和巴黎公约推动发展时期的基础上,于20世纪中期以后的后巴黎公约时期,开启了现代化的制度变革,形成了以保护对象多元化等为标志的现代反不正当竞争制度,在理念和制度上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吸收了现代元素,但仍需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法律的准确定位、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和具体制度设计上,进行进一步的现代化改造和制度创新。

简介：在表外资产证券化的内部信用增级中，是由发起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而外部信用增级中承担资产支持债券风险的是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内外信用增级的效果如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所拥有的“双重追索权”，而没有把所有的风险出售给投资者。传统采用表外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还借鉴表内模式的法律机制来实现安全价值，如以“巴塞尔协议Ⅲ”和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代表的对流动性监管、风险自留和信用评级等的安全监管，以及美国颁布的《资产担保债券政策声明》《最佳实践准则》对源于欧洲的表内双担保债券等表内证券发行的鼓励。而传统流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也借鉴表外模式法律机制来实现效率价值，如德国的Pfandbrief债券、西班牙的Spanishcedulas债券以及源于英国的整体业务证券化发行时采用特设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破产隔离。这些表内和表外模式法律机制的互鉴实现了资产证券化表内和表外模式的融合。

简介：在直接民主审判模式下的古希腊时期,由演说家担任的＂演说写手＂和＂辩护帮助人＂未能在法庭辩护的活动中形成一门固定有序的职业,律师职业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初期,随着诉讼程序的不断发展,陆续产生了由演说家担任的诉讼代表、诉讼代理人和由法学家担任的法律顾问,帮助当事人进行诉讼,他们被统称为＂诉讼保护人＂。至罗马帝国中晚期,国家公权力对司法诉讼的干预日益强化,执法官的专业化使得法庭演说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学习专业的法律知识,并肩负起法学家的法律咨询功能,还组建了自己的职业团体,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律师由此正式成为一门职业。这是国家政权认可法治观念、司法诉讼制度不断发展以及法律制度日益完备的历史产物。

简介：对于动机错误有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二元论者囿于“错误”是“表意人非故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理念，不得不将“性质错误”拟制为内容错误，将双方动机错误置于错误法外救济。此种处理模式导致错误理论日益复杂化，难以把握。一元论为了将动机错误从可救济的错误中排除出去，主要采用列举或者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列举方式的优点是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缺点是难免存在遗漏；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无法妥善解决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的动机错误与双方动机错误问题。我国可以借鉴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优点，尝试采用第三条路径，即“统分结合模式”：“分”就是坚持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区分；“统”就是在司法解释中，将主观行为基础错误、性质错误以及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成为行为人发出意思表示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的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一体纳入《民法总则》148条予以救济。

简介：随着生态文明的演进，生态利益博弈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新领地。借助新型法律制度，如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控制，争夺国家话语权已成重要目标，且已经成为提升与促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组成部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从这一视角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借助对“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等基础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为遗传资源获取知识产权惠益分配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探讨奠定前提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探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遗传资源领域国家话语权与国家利益。从而在为我国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配置与对策设计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从“遗传资源一知识产权一环境利益调整一国际利益博弈”的思路逻辑层面，为新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研究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