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以往的研究中,马克思的辩证法要么因其"唯物的"性质而导向一种强调其唯物性质的研究,要么因其与阶级理论和资本理论的关联而导向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对唯物性质的过分强调,有时却使得这一辩证法沦为一种庸俗的经验方法;而对革命性批判性的单面执著,则忽略了辩证法之为方法论的各种前提性问题和复杂情形。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有意暂时悬置"唯物的"和"革命的"这两个维度,单单从纯粹方法论的角度考察马克思的辩证法,并试图以"抽象"为切入点重新阐释这一方法。

简介：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包含哲学智慧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具体而言,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在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相结合、历史眼光与世界眼光相统一、以实际为出发点的真理性与以人民利益为追求的价值性相一致的基础上,率先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判断,对中国具体国情作出了清醒的认识。从社会发展战略上看,'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过程性与阶段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重点论与两点论的有机统一。从发展动力上看,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顶层设计,它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自发动力和解决基本矛盾的自觉动力'的有机统一,改革动力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动力与物的动力'的有机统一。

简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这句话，一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想指出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消极被动地解释世界，一味地去对现存世界进行解释，而不重视改变世界，不懂得通过实践活动去对现存世界进行变革。而马克思所要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不仅要正确地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实现世界的革命性变革，从而达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秉持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在正确解释世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不断改变世界，又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进程中通过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方式不断解释世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简介：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福柯提出要建立自己的新史学观。在他看来,传统的进步史观的本质实际上是由意识进步论和理性目的论建构起来的,这种主观思维中生成的完形模式总是想造成平滑和同质的历史主体,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由起源到终结的发展过程性。而新史学的历史研究则是要从根本上拒绝传统历史研究中的＂线性图式＂,它不再制造任何类型的历史总体性,而恰恰是要分析这些非连续的不同系列中的东西是如何被建构成连续总体的。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存在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总以为"化"是把普遍的东西"化"为特殊的东西,实际上,离开了普遍的东西,"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都成了问题。如果说《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有什么重大的直接意义的话,那么,确实有这样一个,但可惜的是,没有被充分注意到或真正被遗漏了。这就是《资本论》与东方问题,《资本论》与俄罗斯问题,进而,是《资本论》与中国化的问题。它表明,无论是什么"化",都必须是彻底的:一方面,不能偏离普遍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具体"化"的特殊性不过表明,这个特殊性的"化",不过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