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基层治理将从以往的单一路径转向“三治”融合的整体主义路径。基于村庄主体性的公共参与是实现“三治”融合的有效机制。激发村庄公共参与,促进“三治”融合不仅要求基层政府将市场化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转换为村庄内生性治理模式,也需要党组织发挥群众路线及其选人用人机制。“三治”融合的推动需考虑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性。

简介：近年来，在既有治理架构不变的情况下，以精准扶贫为主要内容的治理任务高度密集，辅以精细化的技术治理手段和零容忍、高强度的监督考核体系，基层干部工作负担空前加大；加之权小、责大、事多的权责结构严重失衡，基层疲惫现象已成不可忽视的趋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有效缓解并改善这一处境，一要从价值导向上为基层干部正名，二要从工作环境上积极纠偏，三要落实合理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基层干部正常家庭生活，四要建立并完善基层干部正向激励机制，争取从经济待遇、政治待遇、情感体验、价值认同等多方面实现对基层干部的有效激励。

简介：农村发展离不开法治,通过法律规范农民的行为,使农村的各项工作都走向法制化轨道,但保障农村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不能忽视道德规范的力量。农村工作只有注重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让法治、德治并驾齐驱,才能有效推动农村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简介：前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重叠: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不足;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薄弱;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不足;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缺失。协同治理是突破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此,应优化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提升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能力;增强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提高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完善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

简介：法治思维和方法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治理模式,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基层社会的开放性和流行性越来越大;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社会治理法律制度不健全;涉法涉诉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自治、群众参与等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完善社会法律制度,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简介：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长时间关注宏观的运作模式与主体互动，忽略了联系不同主体的衔接机制。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治理任务的承担者，街头官僚不仅联系政府与民众，而且负责输出治理绩效与提供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然而，街头官僚在国家治理的整个环节中也面临着多元化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街头官僚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压力、权责不一与部门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街头官僚的行动能力，也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造成了消极影响。

简介：自2012年基层组织建设年以来,上海市金山区结合实际,持续深化农村党建＂班长工程＂＂登高工程＂＂活力工程＂等＂六大工程＂建设,确保乡村治理有序、乡村振兴有力,不断引领新农村建设上新台阶。

简介：关于日本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向来为中国学人所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担负着主要作用。日本社区治理采用国家主导模式，且国家发挥了立法、建制、规划、发展社区的“元治理”作用。应立足文化传统，因应社会发展阶段，更好发挥国家的“元治理”功能，并从自治制度、精细管理、科学规划、社区福利等方面借鉴和改进我国社区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简介：农村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城镇快速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双重影响之下,乡村成为各种矛盾的汇聚之地。从权威理论而言,我国乡村治理面临政府外生和乡村内生双重权威弱化的治理困境,乡村治理的实施者面临挑战,乡贤作为乡村中的新群体,对推进乡村治理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有重要作用。

简介：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迁，乡村治理结构和乡村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维护乡村社会良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等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在分析其成效及限度的基础上，试图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重构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嘉兴桐乡创造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经验,是浙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贡献经验、智慧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这一创新成果集浙江基层治理创新经验之大成,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在理念、思路及运作策略上都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意义.

简介：加强“自治法治德治”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建设面临乡村呈现空心化,乡村主体自治缺位,后备干部资源匮乏,乡村治理权威性减弱,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保障不健全,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不足以及乡土文化流失严重等困境。以自治为核心内容赋予乡村主体自治,以法治为根本保证夯实乡村法治理念,以德治为内在支撑营造乡村德治氛围,通过“三治合一”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加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简介：地方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治理体系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本文基于浙江地方治理实践,概述了浙江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嬗变的基本趋势：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层级扁平化、治理体系网络化、治理过程公开化、治理行为法治化、治理方式科学化和治理技术现代化,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嬗变的进程,揭示其中内含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政府与市场互动、官员与民众互动、上层与基层互动、制度与技术互动的逻辑。

简介：农村贫困问题是全球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致力解决的重要难题。印度自独立后,无论是国大党执政还是人民党上台,均始终重视农村反贫困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两党的农村反贫困治理措施印度农村的反贫困治理始于尼赫鲁时期(1947年—1964年当政,属国大党).

简介：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服务机构不够健全、设施陈旧落后、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投入资金薄弱等弊端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建立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不断完善服务供给制度与反馈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增强农村自我“造血”的功能、建设高素质的乡村文化人才队伍、打造乡村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与水平,重构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体系。

简介：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国,德治即以德治国.在实践中,三者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逻辑自治要求自治主体具备法治素养,需要国家配套完善法律制度,需要乡村社会发挥内生动力;法治一方面需要通过自治载体实施,另一方面需要德治配合致相得益彰;道德具有价值引领和支撑功能.三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标和支撑器.三者有机结合,同向聚力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简介：乡村知识分子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具有先进兼容的文化、实用多样的知识、开阔前瞻的视野、独立复合的人格.切实发挥乡村知识分子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引导乡村知识分子在乡村自治中献计公共决策、协调乡村矛盾,在乡村法治中遵守法的规范、宣传法的精神,在乡村德治中发挥道德示范作用,提高政府“官德”.

简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需要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及不同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前提。明确上述理论与历史变迁,通过村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简介：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

简介：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战略，本文旨在揭示该战略下基层扶贫资源的分配机制，并以此来理解宏观国家治理转变在基层的表现。采用实地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多案例研究，探究中国农村扶贫资源分配的路径、影响因素及其治理逻辑。研究表明，当国家的精准扶贫试图运用技术治理逻辑、借助科层制的时间压力机制进入农村社会时（表现为直接治理），与农村社会传统的受乡土规则影响的总体性支配逻辑（表现为间接治理）不适应而在介于国家和农村社会的“第三领域”引发冲突，由此衍生应对冲突的权宜策略：多重治理。多重治理逻辑是两种国家治理思路在第三领域的冲突过程中受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作用而衍生的权宜之计，即正式治理、半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并存，从而衍生扶贫腐败、多重俘获和有效瞄准并存的局面。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发现了多重俘获，拓展了基于地方治理视角的精英俘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