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形势下,网络舆论危机成为冲击官民双方契约关系的又一导火索。在源头上、爆发前、处理中、平息后这整个危机演化过程内,无论哪一阶段处理不善都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弱化政府形象、危及政府合法性地位。在传统的强势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排解网络舆论所带来的危机时刻,追求善治与善政,以透明、回应、合法、高效为着力点,寻求政府与公众在网络舆论中的最佳状态,成为化解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最优选择。

简介：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使得政府必须提升引导力和回应力。实践中，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迅速传播，政府在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如政府回应法治观念存在偏差、法律制度不健全、回应能力低下等。为此，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强化法治意识，以合理迅捷为原则构建高效回应机制，完善合理的执法回应力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政府的引导力和带动力，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得到较好的治理。

简介：网络问责是社会主体通过互联网集体行动对公共权力进行的监督问责,其基本形态主要有网络曝光、网络扒粪、网络审判等。网络问责具有个人化、暴戾性、臆断性等集体行为特征,这些固有缺陷使之客观上面临着法律风险。在互联网治理中,相对于公民权利失范,法律武器的滥用是更为严重的新问题,被问责主体通常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通过法律手段对网络问责进行阻扰和反制。要通过提升网络问责的法律保护、规范网络问责入罪的法律适用、加强对法律滥用的行政问责,为网络问责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一个适度的制度环境。

简介：如今，网络直播改变着青年的生活方式、学习习惯、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通过认识网络直播的发展特点和青年受众群体的特征，我们能够更好地规范网络直播行业发展，引导和促进青年创造、传播和享有优质的直播内容，构建和谐的网络文化。

简介：网络日益成为网民思想观念和行为的重大影响源，践行网络群众路线势在必行。网络群众路线有助于更好地造福群众，密切党群关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当前践行网络群众路线工作还存在着观念落后，责任担当意识淡漠，本领恐慌和网络便民的公共服务设施、产品有限等问题。要切实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互联网成为造福群众的新途径，成为党群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需要有关方面建设网络平台，完善网络群众路线的程序和规则，逐步形成践行网络群众路线的机制。

简介：2014年以来,网络直播成为一种新时尚,受到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的追捧。然而,由于产业发展时间短,相关机制不成熟,网络直播鱼龙混杂,问题频发。网络直播对青少年成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容小觑。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和身心健康,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也往往起到误导作用,并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目前,需要社会监管、平台自身规范、家庭教育以及青少年的自我教育等相结合,形成合力,共同规范网络直播行为。

简介：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流动导致信息权成为刑法需要予以保护的法益类型，基于对侵害信息权犯罪风险的前置防控需求和缺乏健全法律治理体系的现状，网络中介服务者及其刑事责任在我国当前对侵害信息权犯罪的法律治理中具备了中心价值。《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第286条之一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即为网络中介服务者设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作为预防性刑事立法，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限缩解释。即在法益保护目的的限定下，根据网络中介服务者不同的主体类型，厘清“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内涵，进而依照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归责进路，即以条件说、对原因的支配关系、一次规范中附有法律责任的作为义务顺序，立体地进行不纯正不作为帮助犯的刑事归责判定。

简介：当下中国正面临着广泛的、弥漫式的＂总体性信任危机＂的困扰。它的产生既与西方社会的信任危机有着相同的现代性逻辑,同时背后也潜藏着一个＂中国式的问题＂。对此,我们只有在转型中国加速网络化的背景下,才能有效探寻到该问题的根源和本质。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的信任危机与其说是源自特殊主义取向的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源自时空流变中的文化脱序,而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当然,网络社会的崛起还在＂网络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话语信任机制,重构了中国人传统的差序信任结构,由此而形成的强大认同力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介：一、网络隐私侵权特征分析在网络急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个人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中缺少应有的保护，显得太过脆弱。面对大量涌现的网络隐私侵权现象，我们能够感受到网络隐私侵权和传统隐私侵权相比，具有其在网络环境中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简介：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它的公共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也需要不断地创新,治理的方式方法也需要不断地改进。网络舆情是公共环境变化的产物,它对社会治理具有正反两个维度的影响作用。社会治理在应对和运用网络舆情时,还存在着思想意识、体制机制、宣传引导、队伍力量、工作方法、公务行为、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通过解释结构模型的定量分析,发现这些问题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

简介：网络舆论是网民主体的共同意见或言论形成以及其产生影响的过程。在现实社会中,网络舆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蕴,并以其科学技术性、主体互动性、领域全面性、舆论即时性、舆论民意性、影响普遍性等特征,从科学技术、民意判定、舆论应对、和平演变等方面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方面应当突出能力要求,另一方面还应突出如下政治伦理要求：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信仰;树立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的责任意识;突出遵纪守法、庸下能上的管理机制;加强学习科技、学习管控的学习理念。

简介：网络话语权具有双重属性、言论的多元化、主体平民化等特点，如今网民的公共话语权得到了全面释放，但仍然存在无法准确界定网民的政治身份、对话无法形成“共识”、网民的私人角色同公共性原则产生冲突、表现方式也更具多元化特色等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网络话语权立法建设，建立健全网络问责法规制度，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监控作用，落实媒体的引导责任。

简介：我国是全球第一“感冒大国”。在国人看来，感冒就是个小病。但很多时候，感冒并不是小事。感冒包括普通感冒和流感。前者由一般的病毒引起，比如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孢病毒等：后者由流感病毒引起。凡因流感病毒引起的感冒，发烧、全身疼、喉咙痛、疲劳等症状都会比较严重，也较易传染。

简介：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常态,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出犯罪主体日益低龄化、女性犯增多及团伙作案等特点。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功能的缺失、学校教育的偏差和社会监管不力等,针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犯罪原因,家庭应转变观念、优生优育,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优化教育方式;学校应优化教育结构,均衡教育;社会应大力发展经济,完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对青少年的管理,净化文化环境,构建社区矫正。

简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机制的完善，不仅关系到社会和家庭的稳定，而且关系到青少年权益的保障。新加坡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机制的构建十分完善，他们所采取的以预防、执行和康复为重点的策略，以及开展学校研讨班、校外青年项目、同伴协调项目、发行全国指导手册、建立社区网络论坛和全国指导网络等新措施值得我国借鉴。

简介：乡村是中国文化基因原生之地，其内在的文化网络是乡村善治的基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及“双轨政治”治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运动及政权建设，进一步消解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外在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乡村治理中经济效益至上逻辑压抑了权利文化网络新生的步伐。后税费时代，发挥权力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

简介：网络有偿删帖是一种涉嫌犯罪的新现象。《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情节严重的网络有偿删帖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由于刑法第225条对网络有偿删帖行为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援引依据的合法性的缺失,加之司法适用对网络有偿删帖行为犯罪主体要件、主观构成要件不加区分,导致司法实践在刑法定性上乱象丛生。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解决非法经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及其他罪名间的竞合问题。为此,应取消《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部分条款,根据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不同,重新认定网络有偿删帖行为。

简介：自媒体是新兴的新媒体,是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向。在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呈现出几何式扩散、公众参与性强、引燃点低等显著特征。自媒体舆论场深刻改变了网络舆情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公安机关引导网络舆情面临着资源、执法、制度等方面的多重挑战,应转变思维,积极利用自媒体的传播优势,与媒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意见领袖协同合作,由管理转变为综合治理。

简介：＂套路＂原意为成套的武术动作,后延伸为编成套的动作、程式、方法等。近几年,成为网络流行语的＂套路＂增添了一些新的含义。＂套路＂的流行是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基础和传播机制综合助推的结果。对于青少年而言,＂套路＂的流行,既有促进社会交往的有利影响,又有重构社会秩序、混淆价值认同、消解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对此,应该顺应传播规律,强化正向作用;进行词义切割,弱化负面影响;避免过渡干预,防止事与愿违。

简介：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关于“重新评价”西北军阀马步芳的噪音甚嚣尘上。在这些噪音中，一个被盖棺定论的人民公敌被一些人一再美化，居然逆袭为“禁绝鸦片，兴办教育”的“环保先驱”“抗日英雄”，由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历史罪人变为几乎没有缺点的“完美圣人”，大有彻底颠覆人们对该人物及民国史的正确认识的势头。很显然，“重新评价”马步芳及类似人物等要求和对已经盖棺定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的噪音一样，不是个体事件，而是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的惯用手法和表现。历史虚无主义在互联网上散播错误历史观。直接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历史的认知，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