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尊重劳动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是最基础的核心主张，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非社会主义形态的根本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根源，也是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根源。在劳动中每个人各尽所能地展示自己，发展自己，并建立人与人的关系。这既是劳动中的平等，又是合理差异的存在根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是要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劳动，也即是自由的劳动。这种劳动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主要的是超越了生存需要。劳动更多地应该实现人的价值，展现人追求真正自由的本质力量。与社会主义其他核心主张相比较，尊重劳动具有根基地位。以劳动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核心主张包含自由、平等、博爱等符合人类进步观的先进价值观念于其中，并高于这些以往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态，是更高形态的价值系统。

简介：通过对一家明星所开的潮流店内售货员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揭示了＂粉丝经济＂的＂符号特征＂及此经济形式下售货员的＂审美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的机制。明星所开潮流店是＂粉丝经济＂的衍生品,而＂粉丝经济＂的本质是对＂符号＂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明星及其所在的公司生产＂符号＂,而粉丝们消费＂符号＂,公司内售货员则被要求在劳动中体现＂符号＂。这不仅表现在招聘过程中对他们形象的强调,还表现在管理中也利用了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但繁重的工作考核和无处不在的监督机制都给身为粉丝的售货员带来了重重压力,从而瓦解了他们对偶像的崇拜之情。

简介：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盛大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目的是弘扬劳模精神，弘扬劳动精神，弘扬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

简介：青少年时期是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因此青少年应形成对劳动的正确认识，平等看待一切形式的劳动，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树立劳动幸福观，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体验幸福感。

简介：英国工党在2015年下院选举中发表了长篇竞选宣言。虽然败给了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但工党的《宣言》仍不失为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当代政治文献。从《宣言》中可以看到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方针政策。除了大政方针，《宣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施政措施极尽详备——连预防老人跌倒而安装扶手这样的屑碎都布告罗列。该《宣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

简介：“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具有科学真理性和现实实践性相统一的品质。但是，文化心理认同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都将处于关闭和静默状态。如从劳动观来看，正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劳动作用和劳动者地位的阐释、劳动问题的实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劳动问题根本解决的方案设计等方面，继承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基因，致使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众具有“亲和力”；另一方面也使民众感受到这种劳动观的真理性。

简介：完全依托传统组织产生的青年自组织相对外部自组织而言对传统组织的影响更大。通过对北京三家企业团支部进行全员调查,发现传统组织依附型青年自组织具有规模小、总量大、覆盖广;活跃程度与组织规模呈反向关系,但普遍活动频率比较高、活跃分子比较多、成员参与意识比较好;自组织内部稳定性呈现两极性,总体存在一定震荡性;活动形式多样,青年成员对所组织活动比较满意等特征。基于调研所发现的问题,从传统组织与自组织双方面对自组织的发展给出了注重文化内核的引领作用、加大与传统组织的良性互动、规范发起人行为、加强管理规范性以及扩大和稳定经费来源的五项建议。

简介：基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10个城市的在职青年样本,围绕就业质量的6大维度：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劳动收入、就业状况、社会保护、劳资关系等,分析了都市青年就业质量的现状及问题。发现年轻人的就业稳定性普遍较好,就业安全普遍加强;但是,区域间就业环境差异较为明显,社会不公依然存在;年轻人的就业＂优势感＂＂获得感＂不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度亟需调整,自我价值实现和发展超越的需求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就业能力、劳动收入、与雇主等的对话能力有待提高。青年的就业诉求已有从＂找份工作＂向＂体面劳动＂的转变,这将倒逼城市不仅要专注于实现充分就业,还要转变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致力于提高青年的就业质量。

简介：本文从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的观点出发，提出并阐释了第三种资本主义类型，即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并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影响型市场经济体为例，从历时和现时的角度梳理了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演变过程。最后，本文通过概述三个国家在危机时的经济基本面，分析了三国领导人及其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本文认为，尽管一系列政治经济特征是以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推动力的国家为中心而存在的，但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却截然不同。这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也取决于政策、政体和政治。本文同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政府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了其干预能力，这些改革影响了它们对经济危机作出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