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简介：＂经常居所地＂作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的主要连结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具体适用中,由于其内容不很明确,所以如何确定成为一个难点。本文结合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对＂经常居所地＂确定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做简要的分析。

简介：亲属容隐并非中国传统法中的独立制度,它与告诉、缘坐、自首等形成了一套亲属法律体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勾连的家族法中,“亲秦相隐”体现出它在统合亲情与公义方面的独特智慧:“亲亲相隐”存在“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两个向度。“父为子隐”是基于人情而给予尊长的特权,尊长放弃自己隐匿晚辈的特权就可以进一步表现为大义灭亲;“子为父隐”则由伦理规范演变成为义务规范,卑幼仅在尊长涉及谋反等罪行时方可控告。但这种告亲之举并非单纯“忠高于孝”的价值导向,其更多是缘坐制度下一种自我脱罪的手段。而自首制度的介入又消解了卑幼告亲的价值空间,通过将“大义灭亲”转化为“大义救亲”,实现了亲情与公义在伦理体系及法律体系中的共赢。这对化解当前伦理讨论中价值对立的僵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简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核心凝聚力,其对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同样具有着较为直接和关键的影响。目前,很多国有企业均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首要、核心的工作和任务。而党建工作是巩固企业群众基础的重要法宝,同时也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指导,故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主要对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共生效应进行了分析。

简介：《民法总则》第191条确立了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权受到侵害情形的特殊诉讼时效中止规则。但对未成年人性侵害这个问题,还需要作三个方面的解释工作：首先,第191条应放置在侵权责任法体系中考虑,“性侵害”做“侵害性自主决定权”解释;其次,第191条存在法律漏洞,未将加害人是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等情形纳入考量,这些情形应当解释为《民法总则》第194条第1款第4项规定,“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得以适用的情形;再次,依据第191条的立法考量,根据事物的本质,性侵害未成年人所导致的特别心理障碍问题也应在时效上予以特别对待,纳入《民法总则》第194条第1款第5项,“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

简介：文化冲突理论系统阐释和分析了文化冲突与犯罪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研究我国西北地区恐怖主义犯罪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我国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文化的多样性冲突削弱了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助长了泛突厥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特殊的语言文化和地缘政治文化还为“三股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便利。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冲突，加强群众对国家主流价值文化体系的认同，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大融合，是从根本上治理恐怖主义犯罪的理性选择。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笑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结合海南地方特色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简介：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作出修改（一）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初任法官采用考试、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简介：再审不加刑原则的确立与发展对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维护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安定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再审不加刑原则，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再审不加刑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能适时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或者通过立法解释，对文中所提建议能以立法形式加以肯定，依法明确我国再审不加刑的适用原则，为司法审判提供明确法律依据，确保司法公正，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

简介：在当前的检察工作中,检察文化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提升检察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我们需要找出检察文化建设问题,并进一步完善检察文化建设模式。

简介：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并于2018年9月1日起施行。《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共21条，着重解决财产保险合同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对保险标的转让、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保险代位求偿权以及责任保险等问题作出规定，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健全完善我国保险司法制度具有重要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