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基准样本,然而,其中企业上报的资本存量并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资本存量。通过区分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原值两类不同的名义资本,改进企业名义资本增长率估算方法以及纳入历次工业企业普查信息,将企业名义资本存量向真实资本存量方向调整。估计与分析表明:(1)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对企业实际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更为合理。(2)企业实际资本存量与名义资本存量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这种偏离与企业年龄有密切关系,企业成立时间越早,名义资本对实际资本存量的偏离程度越高。研究不仅对于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生产率、国际贸易、资源配置等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而且有助于指出生产率、国际贸易、资本深化、产能过剩以及资本回报率等研究方面的隐含问题。
简介:在考虑声誉资本的基础上,依据研发投入结构将企业分为研究型与试验型企业,采用数理模型对如何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失衡问题进行探究。分析发现,试验型企业质量提升会促使其进行基础、应用研究,而研究型企业质量提升对其研究投入形成抑制。我国公共服务不完善、贫富不均与消费观扭曲的状况愈发严重,进而形成了创新绩效上的“马太效应”。此外,声誉效应会加大企业从事研发的动力。因此,调整企业研发投入结构时,政府一方面可以完善声誉甄别机制,引导企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创新初期适当参与基础、应用研究,同时应加强现有专利保护制度,健全质量甄别机制,引导消费观念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诱使企业踏上研究型道路。
简介: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成长动态的影响作用。在量化测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方面,为了避免传统测量方法的局限,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2005年至2013年共计1968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进行了测量。随后,借助测量结果考察具有时变属性的融资约束指标对企业成长动态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对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这类获利能力强、极具市场活力的企业群体而言,它们依然面临着突出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且,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影响着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成长动态,这为针对Gibrat定律验证提供了基于中国企业视角的经验证据。最后,给出了具有内在政策含意的相关建议和启示。
简介:家庭消费会直接影响生育选择,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提高,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有计划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和统一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和保障妇女劳动参与等措施来实现。
简介:服务业繁荣与否已经成为评判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进一步深入探究服务业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1980—2014年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分位数回归、Granger检验和时变参数模型对服务业具体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并且在Tapio脱钩评价模型框架内,对样本期内服务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进行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能源消费和服务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不断变化的均衡非线性关系;在较高经济增长水平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比较小,不同服务行业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能源贡献弹性差异明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原因在不同服务行业不同;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虽然总体上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有从弱脱钩状态向扩张连结和扩张负脱钩状态转移的趋势。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简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双向代际转移的三期世代交替模型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家庭的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与经济增长,并对当前的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模拟与政策评价。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参数下,人口老龄化已经对家庭储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提高向老年一代的代际转移比率不但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反而会使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以及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后,如果生育率不出现大幅度反弹,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数值模拟还显示,当前的生育政策调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和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