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何谓文化?《辞海》对此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巨大的影响。”从字面释义来看,“文化”似乎声势浩大,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决不能与小儿科相提并论。
简介:新密李家沟遗址是一处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它的发掘为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间的历史文化提供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实物资料。李家沟遗址石器加工技术可能受非本地技术因素的影响,但遗址所见早期居民所用优质燧石很有可能为本地所有,不大可能为“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大型食草类动物数量“锐减”,似乎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骨骼制作成骨器有关,与生计方式变化似乎无必然关联。从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到裴李岗文化,陶器制作技术似乎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出现一定的倒退,继承性远没有“变异”性明显。李家沟遗址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磨盘很有可能即为“研磨采集品的工具”,其与裴李岗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功能显然是有区别的。仅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就将李家沟遗址确定为联结两个时代的重要剖面,填补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缺环与空白,甚至与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相联系,结论为时过早。
简介:在许多史前遗址中,我们会将与文化遗存共存的大量其他遗物和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比如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就像用静态方法分析器物工具一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考古遗址也一样,它们在发现时也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本文作者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的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不刻地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在本文中,作者对如何研究形成过程,分辨自然动力和文化动力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分辨遗址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考古学家伍德和约翰逊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
简介:在植物对土遗址作用的研究中,鲜有就真实的遗址来展开调查,以及讨论植物给土遗址带来的负作用及其机理。为此,本研究选取西安地区大型土遗址秦阿房宫为研究对象,利用现场调查结合样带法、图像分析法并采集土样,开展对遗址区植物分布、根系产生的裂隙和土壤环境的研究。结果表明:造成土遗址病害现象的主要原因为植物根系作用,加之雨蚀、风化作用及人为破坏的叠加作用,使遗址保存面临严重威胁;其中酸枣、臭椿等萌生树种所产生的根劈裂隙及植物根系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十分明显。现存土遗址由植物以及风雨作用而引发的主要病害,其类型包含了边缘夯土的基础掏蚀、洞穴遗存、开裂坍塌、冲沟发育、表面剥蚀,这些是阿房宫遗址面临的主要威胁,也是半干旱地区土遗址存在的特有问题。研究结果既有助于揭示植被对土遗址的作用机理,又能为土遗址保护的植物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