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和法的社会语境的变迁.为修正财产型社会“恶果”的分配型社会,其作用在于克服或逐渐摆脱物对人的支配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分配型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人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人民社会塑造了人以“人民”的形式独立而合作地存在,它是社会法的社会基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处在社会形态过渡时期的社会法本质是“规范强者与社会弱者之间的社会合作关系,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合作维护之法”.对社会弱者的二次分配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开放配置是社会法利益调整的关键内容,社会法以社会合作利益为特征,以社会保护、社会孙偿、社会预护、社会促进为利益维护措施.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作为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要在努力化解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上下功夫,用活'情'与'法'二字诀。用细节增感情。细节决定成败。纪检监察干部在办理信访举报时要注重细节处理。首先,态度要诚。

简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赋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新的内涵和外延。宏观调控法规范各种宏观调控关系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转化,宏观调控法的功能也随之转化并保障新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追求'美好生活'可以概括为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满意度的不断提高。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应作为新时代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提高满意度目标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相吻合;提高满意度目标可以进行技术上的衡量和测度;提高满意度作为宏观调控法的目标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发挥宏观调控法的权利和利益再分配功能。

简介：与保险学中的收支相等原则进行对比，对价平衡原则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两者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同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相比，对价平衡原则还应注重实现危险共同体这一团体的利益，因此，对于当事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作出不同于一般合同中的要求。自功能论角度而言，对价平衡原则为保险法中当事人诚信义务的强调提供了理论基础，是保险合同解释应遵循的原则，决定了承保危险区分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维系着危险共同体的存续。自具体的法律规则层面而言，从投保时的如实告知义务，到保险合同存续期间的安全维持义务和危险显著增加时的通知义务及危险减少时的保险费返还义务，再到保险合同解除时对于保险人解除权在因果关系层面的限定，均体现了对价平衡原则。

简介：习惯是随着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并存的,民族习惯法其自身特有的情态仍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中存续。为更好的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化表述,进而在建立和完善法治化的道路上,需要我们大力推广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进行对话。而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发展少数民族习惯法提升制度认同、公众参与和自律秩序的形成,从形成多元化治理秩序,推进法治建设,挖掘习惯法作为第一性规则和法律原则的构成形式来完成。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对国家制定法还是对民族习惯法形成规律或对特定区域社会秩序来说,民族习惯法仍具有存在的必要。

简介：近年,代购已成为一个大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调查显示,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商品、服务类电商交易额21.8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合约类电商交易额7.33万亿元,同比下降28.7%。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测,中国内地海外代购人数将在2018年增长到3560万人,代购交易规模也将达到1万亿元。

简介：法的概念是法理学的核心问题、重大课题,并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和解读作为法的本体论,进而作为整个法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基石。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在不同时期对'法'有着不同的定义,因而各个时期法的概念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对'法的概念'的争议一直存在。因而本文接下来将从西方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对法的概念的认识入手,看看法的概念的发展与变化。

简介：政府行为与行政法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最近几年的改革思路,如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完善行政决策机制等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法的框架内进行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逐步确立,在竞争法框架内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性已经日益凸

简介：法哲学与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哲学注重的是思想层面,法治建设体现的是实践层面,从思想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我国也是如此.马克思法哲学中国化是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统一.从毛泽东开始的新中国,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再到如今习近平的新时代.法,法治愈来愈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主旋律.这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规律,亦是在我国几代领导人在吸取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所产生的重大理论创举.

简介：《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裁定,已经履行或者强制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在用法教义学评价上述条文之前,先简要说明一下法教义学,北大法学院凌斌认为,法教义学是对由本国立法条文和司法案例中的法规范构成的实定法秩序做出体系化解释的法学方法。[1]此外,王泽鉴先生也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的规范科学。[2]那么可以说,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是立足于本国现行法律,然后对其做体系化解释。即法教义学首先要做的是信奉现行法,正如诺依曼所说:法教义学要以对一国现行实在法秩序保持确定的信奉为基本前提,这也是所谓的“教义”的核心要义所在。那么,对于国内各位学者对待上述条文的分歧:李阳认为目前的规定有不合理之处,专利权无效,专利合同也应该无效,专利转让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按照不当得利返还;以及刘铁光在《专利无效后法律项目》中对现行法律的规定的认同。就本文而言,应当秉持刘铁光的观点。因为如果就法教义学的角度评价,我们就要以信奉该法条所规范形成的法秩序为前提,来对其做体系性的解释。这是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评《专利法》第47条第二款的基本立场。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为法学学术研究指出了重要的引导方向。这里的关键词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否就是中国问题?笔者主张,'中国特色'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即中国独特的问题,以及世界共同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

简介：法理学与法哲学间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在我国法治道路刚刚起步时常常混用,严重阻碍我国法理学发展。面对此种现状,须从各种理论学说着手,厘清两者的区别,以期对其进行精准的理解与划分,促进两者的发展。

简介：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将共犯本质作为根本分歧。由于决定共犯成立范围,故共犯本质问题有必要再予讨论,且应起步于对共犯本质概念的首先明确,而共犯本质又应在犯罪本质之下获得界说。对应着犯罪本质是罪责性,共犯本质应是罪责共同性而非行为共同性。因在远离有责性即罪责性的“行为层次”上将行为共同视为共犯本质,故行为共同说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责任原则。在自称的诸多合理性及其对犯罪共同说的各种批判被破解之后,行为共同说在我国还是面临着实定法障碍和刑法基本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障碍。由于将共同犯罪视为“数人数罪”的“乌合之罪”,故行为共同说不是共同犯罪的建构理论而是瓦解理论。

简介：法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回应社会现实应是学科研究的核心。社会现实的表达应是以问题的方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问题'到底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转型时期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自媒体时代催生'人民登场',以及科技引发的新变革和新挑战,均导致政府和市场关系愈加复杂,促使经济法学人思考:什么是

简介：人工智能对人类驾驶者的替代和取代,消除了人类驾驶者的鲁莽行为,让智能汽车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替代导致主体和过错难以认定,对侵权法提出了挑战。侵权法应对的原则在于,一方面需要填补受害人损害,另一方面需要不妨碍新技术的升级和推广。基于此,我国侵权法可做如下应对：放松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减轻举证难度,扩大产品质量的适用范围来保护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但是,这种扩大,不能推翻产品存在缺陷这一前提;机动车事故应该统一为所有人或者保有人的无过错责任,这样可以解决智能汽车和智能汽车、非智能汽车、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不会在智能汽车所可能导致的主体缺失和过错认定等方面产生问题。

简介：寺田浩明对中国传统法进行总结，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规则型法”相对，从法内部视角出发，揭示出中国司法的普遍主义理念，归纳了中国法的整体共性。基于“非规则型法”的类型化指向反观西方，其规则型法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非规则型”的要素，可见其概念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从求异和求同两种思维取向下进一步追问，则中国法“重刑轻民”、法律共同体缺失、特定“信念、神话或意识形态”作为法正统性基础的成因，以及西方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非规则型法”概念固然存在以西方为标准参照、“非此即彼”的两分局限，但仍充分展示了在多元立场下重新认知非西方法律传统的积极努力和探索方向。

简介：2月11曰，广西贵港市覃塘区检察院在蘑塘04街开展了以“普法迎新春、送法惠民众”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治安防范、交通安全、防盗、防骗、防抢常识及反非法集资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了人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和护法的能力。

简介：《民法总则》为顺应时代发展,在民事立法上进行了重大创新,对'好人'的救助行为进行单独的法律规定,使得其不再承担重大过失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救助者的基本权利、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由于缺乏细节规定或者权利义务失衡等原因使得'好人法'陷入困境。本文我将分析其困境并提出解决路径。

简介：本文着重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与日本等国家进行比较,就经济法的内涵、外延及其特色,从基本概念界定、基本范围划定、基本地位确定等层面展开分析,认为现代经济法应回归本原。应即正确处理国家（政府）与经济（市场）的关系,将市场决定与政府有为这两种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现代经济法应是有历史担当的,必须通过得力举措对实现国民经济治理现代化作出积极的担当。

简介：中国学界和社会迄今难以摆脱人治时代政策等于红头文件治国的心理阴影,仍普遍将政策与法对立,将对人治的恐惧迁怒于政策,把政策视为人治或人治的手段。然而,政策不是人治,在当代法治条件下,政策已然成为法治的有机、内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