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基于转基因食品事件的微博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结合PADM理论、启发式-系统式理论与应对行为理论,探究转基因食品事件中消费者应对行为的特征、规律及其形成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事件的认知受伤害属性、信息源、事件响应的影响;处于防卫动机、从众心理强的消费者采用启发式信息处理路径,在未仔细评估的情况下直接形成决策和应对行为选择;处于准确性动机、了解转基因知识的消费者会采用系统式信息处理路径,基于对转基因食品事件情境的认知形成感知和判断,包括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和行为感知;继而通过决策制定选择相应的应对行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转基因食品事件的风险沟通效果、引导消费者形成合理的应对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以水资源生态足迹和水资源承载力模型为基础,分析2010-2015年乐陵市水资源承载力,并对其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2010-2015年乐陵市总用水生态足迹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农用水生态足迹比重最高,城镇生活用水的增加对生态用水挤压作用较强;（2）乐陵市水资源承载力呈波动中上升的态势,水资源承载力处于赤字状态;（3）水资源承载负载指数表明乐陵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高,潜力不大;（4）预测值逐年递增,但潜力较小,需借助外流域调水。通过对乐陵市水资源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估与预测,旨在实现乐陵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简介：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收入的显著提升促进了大众对于多样化出行方式例如客轮旅行的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外频繁发生的客轮沉没事件也不断敲响安全警钟。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事故致因理论构建客轮沉船风险评价模型,从船舶自身因素、人为因素、通航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四方面研究分析了客轮沉船事故的基本特点,并运用客轮沉船风险评价模型对“4·16韩国世越号”客轮沉船事故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控此类安全事故的策略建议。

简介：目的：了解江阴、太仓两地参保群众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实施的认知度,为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提供实证依据,从而促进医保基金的合理使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利用SPSS22.0对两地大病保险的群众认知度与参保意愿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两地居民均有强烈的大病保险的参保意愿;（2）江阴居民相对更不了解政策的内容;（3）两地居民均希望通过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抽取一部分基金出来给大病保险缴费,不用额外增加缴费负担;（4）太仓居民对大病保险报销政策更满意;（5）影响参保群众对大病保险参保意愿的显著性因素有户口类型、是否参加过大病医保及对大病医保政策内容的了解程度。结论：需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需要转变传统的医保观念,提高商业补充保险的意识;需要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参保群众和医疗机构多方努力进一步解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简介：基于社会心理危机的风险放大机制,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影响因素模型,其影响因素分别是事件属性、政府应对、媒体传播和群体心理与行为。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2014~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新闻、新浪微博、百度搜索指数等在内的相关文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探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导致公众安全感缺失的必要条件和逻辑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影响范围广、应对不及时、谣言的存在和消极的群体情绪,是导致公众安全感丧失的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变量与必要条件同时发生时,最容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群体心理及行为和政府应对。据此,构建以提升应急能力为目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心理危机治理机制。

简介：雾霾给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尽管学术界已对雾霾成因、构成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有关雾霾风险感知的研究依然不多。本文从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性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上海市1656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雾霾风险感知同时存在脆弱性和建构性两种机制,很难说哪一种机制是主导或是根本性的,但是两种机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叠加效应”,即拥有脆弱性特征并处于建构性环境的人群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最后,本文认为利用建构性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推动空气信息和雾霾知识的科学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雾霾风险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