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一贯制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长期受压抑的中亚伊斯兰教呈复苏态势。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已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便乘虚而入,迅速蔓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伊斯兰教的复兴,往往同当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宗教对政治的介入和参与。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非政治形态出现。由于社会历史状况不同,中亚五国伊斯兰教复兴的程度也各有特点,发展极不平衡。中亚伊斯兰复兴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复兴,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基本上停留在重新宣讲宗教教义和宗教信念,恢复宗教传统的层面上。虽然其间发生过一些宗教干预政治的过激行为和局部的冲突、动乱,中亚五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国家的宗教政策正确与否,同国家的稳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家对宗教严加控制或放任不管的极端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容易导致社会失衡。一定要引导宗教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简介:作为孩子成长的关键人物之一,父亲对儿童早期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184名学前中班儿童及其父母为被试,考察父亲参与教养的量(参与教养的时间)和质(积极教养行为)对儿童早期社会技能的作用。结果发现:(1)控制母亲积极教养行为以后,父亲参与教养时间仍显著预测儿童的社会技能,父亲积极教养行为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2)控制母亲积极教养行为后,父亲参与教养时间显著预测女孩的合作性、责任感、自我控制及总体社会技能,边缘显著预测男孩的主张性;父亲积极教养行为边缘显著预测男孩的主张性,对女孩各项社会技能的预测均不显著。(3)父亲参与教养时间显著预测母亲积极教养水平低组儿童的合作性、主张性、责任感、自我控制及总体社会技能,父亲积极教养行为边缘显著预测母亲积极教养低组儿童的合作性和总体社会技能。表明父亲参与教养对母亲消极教养具有缓冲作用,其中父亲参与教养时间的缓冲效应更明显。
简介:目的:对流浪儿童的自我意识状况进行调查。采用Perris自我意识量表对150名10-15岁的流浪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了98份问卷,对流浪儿童的自我意识及其行为、智力与在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等六个维度进行了测查。结果:流浪儿童的自我意识得分与全国常模团体存在及其显著的差异,其自我意识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最低水平(t=-14.137,p〈0.001)。但在性别、年级和民族变量上,除了智力与在校情况维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外,流浪儿童的自我意识总分及其六个维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流浪儿童的自我意识水平总体较低,低于全国常模最低水平。与非流浪儿童组相比,除了智力维度,在自我意识总分及五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显著低于普通儿童,存在较多的行为、情绪问题,自我贬低、自信心不足等问题。
简介:“举贤”是孔子人才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举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是周礼中原有的,而是奴隶制走向崩溃以后产生的新事物。齐桓公实行“三选法”可以看作是“举贤”制度的开端。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立场,接受了“举贤”的思想,因此主张“学而优则仕”,以“学而优”作为从政的条件,是对贵族世袭的挑战,尽管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并没有根本否定世袭制。“举贤”的实质是要求从平民特别是士阶层中选拔人才,所以孔子极力主张把教育对象向平民推广,提倡“有教无类”。王官六艺之学与平民结合,发展而为诸子百家。战国人才辈出,与“有教无类”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能独立思考的人才品质。他提出了十二字的人才教育纲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且智”是高标准。“学”与“思”结合是孔子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孔子讲的理想和道德,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简介:由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自身所包含的主体、客体以及原则具有相当的异质性、抽象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因此,我们需要科学、易懂、便于操作的评价工具来梳理当下社会的公平正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在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分析视角延伸到中国地市级罢面,深度分析省际及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差异程度。通过2002-2010年间的数据分析,我们推断,在宏观层面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相关客体的整体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在地区间差距上,社会公平正义相关客体资源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均衡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公平正义的内部结构上,我国“结果公平”因素的发展远远领先于规则与程序正义和机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