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思想基石、动力源泉和核心成果。以问题为中心,坚持实践第一和返本开新,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建构自身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立场和动因。研习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重要指导意义。
简介:春秋末期,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动荡之中,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各国图霸天下。在这充满血腥战乱的年代,先秦礼制受到了极大冲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代替,进而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大夫专权的局面。同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国自上古以来逐渐形成的礼乐文化受到了一次洗礼和考验,实现了对旧有礼乐缺陷的暴露与完善,由此迎来了中国古代音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辉煌高峰。同时,礼乐制度虽然崩塌了,但它所蕴含的礼治、礼法、乐教、乐政等文化内容并未完全灭亡,并对其后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文化变迁,不难发现,尽管宗周礼乐制度随着周王室的衰败日渐没落了,但礼乐制度作为人们安身成人的行为标准仍长期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说,所谓"礼崩乐坏"并不是礼乐制度的毁灭,而是新时代背景下对旧有礼乐制度的扬弃、改造和完善,或许称之为"重生"更准确一些。
简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剧本创作从2009年2月开始,到2013年春节后送审,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四年间,我们编剧团队不能说每天都在写这个剧本,但确实是每天都在思考这个剧本,一天也不敢懈怠。就我个人而言,年近花甲,还能四年如一日地专心于一件事情,实乃平生头一回。何以如此?盖因此事诱惑力太大、挑战性太强、难度指数太高。这样一个特别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仅政治把握上要求高、难度大,艺术创作上难题与挑战也是空前的。千难万难,莫过于写人难。这个剧在人物创作上有三大难题:第一,角色中,真实的领袖人物众多,功能差别不大,怎样避免人物的雷同和脸谱化;第二,在这个剧中,我们破天荒地设计了一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并行的虚构人物线。既要写好众多的虚构人物,又要避免两张皮,这是一个新课题;第三,如何让一个不爱说话的主人翁形象活起来?为克服这些难题,我们编剧团队绞尽脑汁,费尽移山心计,做了种种大胆尝试。这些尝试的效果如何,当由观众评说。如今事过境迁,这些尝试留给我们的记忆,只有两个字:过瘾!可以说,这是我写字生涯中我最为过瘾的一次创作。
简介:党的十八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肩负的三大历史重任。这三大重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巨大丰富和发展。小康社会的内涵具有动态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未来十年的历史重任,这一历史重任来源于邓小平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步发展战略,十六大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十七大、十八大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小康社会思想;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21世纪的历史重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结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贯穿其间的过程,两者密不可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世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没有科学的参照系,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认识就不可能科学和准确。
简介: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帝制终结的1912年,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的1978年。这些时间节点,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多少遮蔽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某些共相特征,使人们不易见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中最难逾越的是1949年这一分水岭,它又和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学科畛域交织在一起,使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跨越时间界限、突破学科畛域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作了有益的尝试。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举办以“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为主题的工作坊,邀约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十余名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围绕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鉴于工作坊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为扩大跨时段、跨学科研究路径在中国学界的积极影响,特将会议纪要完整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简介:长期以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从经济维度阐述的,几乎一切人类历史问题都试图从经济基础上加以说明,甚至包括共产主义这样的根本性原则问题。但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单纯从财产关系(也即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来解释共产主义。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深度理论,有时间箭头,比萨特存在主义等更深入本质。相比之下,葛兰西真正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化,他明确指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历史经济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但只要其仍然植根于经济的基础,它就不可能是真正深刻的,为此葛兰西将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到无比复杂的文化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哥白尼偏转"。如果说有什么是我们这个当代在现代性批判中最有价值的转变,这个转变正是从经济维度向文化维度的转变。
简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治国理政的探索与实践中,邓小平对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强调经济建设对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二是'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三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四是'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群众意识形态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五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出来讲话',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有力排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障碍。邓小平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为当前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坚持并发展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治国理政的物质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治国理政的政治方向;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建设治国理政的法治体系;做好宣传工作,巩固治国理政的群众基础;整合多元社会思潮,优化治国理政的文化环境。
简介:历史唯物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争论中提出的核心问题。英国学者布莱克里奇在2012年出版的新作《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自由、欲望与革命》中尝试进行一种新的理论综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素与哲学(包括伦理道德)因素之间,既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也存在着历史的一致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能仅仅从科学或价值的单一维度去开展,而应该从历史总体的哲学观出发,统摄双重维度来进行思考。据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并未源于抽象或普遍的准则,而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现实生活情境以及人们为建立新社会而推翻资产主义的斗争之中,其主要内容是具有集体自决权的自由及人们之间的团结美德。布莱克里奇的观点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伦理观陷入相对主义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