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无情有性"说,是由隋代的吉藏首先明确提出的。道教经过一个阶段的探索和动摇才确立了"无情有道性"的立场。麦谷邦夫对于"道之遍在性"的强调实际上混淆了"道之性"意义上的"道性"与"道性清净之心"意义上的"道性"概念。仔细考察,即便是相似的两个命题——"一切无情皆有佛性"与"一切无情皆有道性",由于其中的关键范畴"佛性"与"道性"的内在含义在许多场合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尽管可以大致承认潘师正所言的"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为道教"无情有性"说滥觞,同时也应该指出,其逻辑基础仍然是"道之性",而绝非"道心"。孟安排熟练运用佛教中观学方法,借鉴吉藏"草木有佛性"之说,提出"道性"是"不色不心""而色而心"的,而这一结论是"无情有道性"说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简介:在当代英美道德哲学领域,"友谊"是各大流派的哲学家都关注的问题。当代学界普遍认同的真正的友谊是以对方自身为目的,因对方自身之故爱对方。既然友谊的本质是利他,人为何要在他人而非自己身上投入呢?这一问题在当代英美哲学界被表达为友谊的"正当性"问题。当代主流学界试图以"价值"回应该问题,但是却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当中,价值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哲学预设本身。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友谊理论为依据,托马斯主义以友谊活动本身的道德性为友谊正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比"价值论"更有说服力。由此,在当下重温阿奎那的友谊理论,对当代学界探讨友谊的"正当性"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简介: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是直接反对形式语义学分析中的表象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因此,他用实质推理取代了形式推理、把说话者的信念(断言)和表征内容视为语义分析的主要内容,并运用了语用学解释和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布兰顿希望表明,如果意向性状态是一种具有内容的意向性状态,那么,语义学就是对这种内容的研究.而语用学则是对具有这种内容的意向性状态、态度和言语行为的语力或意味的研究。另一方面,布兰顿考虑了表征的内容与推理的关系.他认为表征的内容只有通过推理才能被理解。因此,在他的整个推理主义的建构中,他所要发展的是一种对信念和表征性内容进行推理主义转换的强的推理主义:这种强的推理主义在技术上是基于替换原理和回指这两种关键的语义推理的方法之上的。
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
简介:一、难得的短暂历史机遇期内召开的哲学盛会1957年1月22-26日,为了进一步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这次会议是在1956年春"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到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之间难得的、短暂历史机遇期内召开的,它是中国当代哲学史上一次罕见的哲学争鸣会议,其锋芒直指独断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会议的主题聚焦在:如何看待唯物、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是对苏式教条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还是应当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色?中国哲学遗产应该如何继承?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先生强调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有好东西"等观